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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清廉,公私分明,不贪赃枉法,秉公执法,爱民如子者谓之清;卖官鬻爵,贪贿无度,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索拿卡要者谓之贪。古往今来,清者百姓爱戴拥护,贪者百姓斥为毒蛇猛兽。

表达为官清廉的句子

一、志心皈命礼。金星下凡。为官清廉爱民。隐居修行。成仙五松山下。降伏水妖,为民除害。阴阳两界都为神。保佑吉祥并如意。职掌天下金银财帛。统管世间一切财宝。校籍世上之人。钱财多寡。主宰千家万户。富有贫穷。招财进宝。都天致富。赐福世人。所求如愿。大悲大愿。大圣大慈。福善平施。司财之神。增福相公。财帛星君。

二、古时候有个县令叫张咏,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他最恨下属私心重,一文钱出入也要查清。有一天他从钱库门前过,见有人拿一枚铜钱藏袖中。

三、宋朝司马光出生于官宦世家。从小机智过人,勤奋好学。刚满二十岁即考上进士。他为官清廉,公务之余常利用时间读书,立志写一部通志,作为人们的借鉴。他特意制作一个圆木枕头,枕头的妙用是睡觉时身子只要一翻动,它就会滚动,人也就惊醒了,可以继续研究学问,因此称「警枕」。

四、处事公平,平似水;为官清廉,洁如冰。

五、宋仁宗期间,宰相陈执中为官清廉,从不以权谋私,处处以身作则。一次,他的女婿求他为自己安排工作。陈执中说:官职是国家的,并非居室匣箧中的东西可以随便取用,你虽为我的女婿,但也不能把它作为私人财物那样轻易给取的呀!说的女婿面红耳赤,哑口无言!

六、为官清廉,敢谏却少出风头,能忍能等。忠诚、自律、少欲。

七、坐绝地,无根,盖头(干克支),女命克夫再嫁,做偏房可以,男命庚寅不善终,但坐杀印有开拓精神,为官多清廉,支藏偏印宜做副手。

八、奎光堂是当年南屏叶姓祭祀第四世祖叶文圭的会堂。叶文圭,字天瑞,号南屏,曾任山西太原府岚县知县,在任期间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有很高的声誉,在他告老还乡时,岚县百姓送给他一幅楹联:西州声教流岚谷,南国簪缨嗣石林,赞扬他的美好品德。其后代希望能发扬光大他的品德,就在圭上加了个大字,把祠堂取名为奎光堂。

九、虽说提倡当官清廉,为官者敢担当,更多的为民众考虑的说法是对的,但是为官者也是人,人性总有光暗两面,无论如何人都会本能的趋向选择有利自己的一面,这不是所谓思想道德可以控制的。

十、我院全体党委委员与党支部书记来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袁崇焕纪念园,在讲解员的引领下,参观了牌坊、袁崇焕石雕像、袁督师祠、袁崇焕传记浮雕等景点,认真听取了讲解员对景点的详细介绍和袁崇焕的事迹典故,加深了对袁崇焕为官清廉,尽心民事,忠心耿耿的一生的了解。

十一、《那年花开》确实有些真实情节:朝廷高层的博弈,红顶商人和权贵的对决、普通人蝼蚁般的生活吴家东院的后台是左宗棠,杜老板沈星移家的后台是贝勒爷,就连搞洋布机器为官清廉的赵白石,后台都是李鸿章。哪里有什么勤劳致富,都是官商勾结而已!

十二、中国人咎由自取,不能产生廉洁干练的政府官员,这是不能否认的。中国人的伦理历来不注重公共义务,而家族观念却很重。当官的必须供养他的亲属,如果要为官清廉,肯定要放弃孝道。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中国要进步,家族制度必须打破。

十三、人民公仆应清廉,为官一任保底线。洁身律己众人喜,防止腐败剑高悬。

十四、曹谨,字怀朴,清代河南怀庆府河内县(今沁阳市)人。他为官清廉、为民务实,被誉为台湾第一循吏。本次曹谨廉政文化大讲堂由文博副研究馆员、市文广局副局长田中华主讲,通过讲述曹谨一生仕宦海峡两岸30余年,解民忧、开渠圳、修水利、御外寇的故事,使大家近距离走近、认识和了解曹谨,接受廉政文化的影响和熏陶。

十五、为官清廉,以民为本;尽职尽责,踏实勤恳。

十六、宋朝时期,有个名叫李东杰的官员。由于秉性刚正不阿,为官清廉,得罪了不少朝中大臣,被贬派到一个偏远小县城当县令。

十七、在清朝道光咸丰年间,牛树梅先生担任宁远府知府,为官清廉勤慎,政绩显赫,民众一致称颂。忽然有一天发生了大地震,全城房屋倒塌,死伤人数无算,府衙也损毁多处。先生的儿子不幸遇难,他自己的腿脚也受伤了,行走很不方便。

十八、平阳公主点点头,道:此人为官清廉,为人谨慎,做苇泽关守将也能胜任。

十九、【无房总理】民国总理段祺瑞为官清廉如水,一生租房住,1926年6月,段祺瑞因欠前总统黎元洪7万元,无力偿还而被黎告上法庭。他在当时赢得了六不总理的美名,即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

二十、高凤翰为官清廉、忧国忧民、敢于担当,深受群众爱戴;为艺刻苦努力、自强不息,诗书画印无不达到艺术顶峰。作为胶州历史上的文化名人,高凤翰的艺术成就和为人为官的作风,值得后人传承学习。

二十一、本为恶人,还诉他人之恶,简直可笑至极。社会太多阴暗丑陋面;有人表面正大光明,为官清廉大义,实为社会蛀虫,表面为人民服务,实为人民为其服务,吃拿卡要,恶心至极;有人视女色如生命,每月嫖资以万为单位,数额让人难以想象,但社会还有以5毛一包辣条做午饭充饥的山区孩子,两者相比较实在是心寒。我并不是什么高尚之人,但也不是什么低劣之辈,我想从自身开始改变,小至影响周遭之人,大至为我热爱的祖国社会的发展尽微薄之力。我是法律人,虽然还在司法考试的道路上努力,在为儿时贪玩买单,但我有为梦想努力的,为了公平正义奉献自己的决心。希望不久的将来,我能在我追求热爱的行业里些许成就,希望我不随波逐流,永远坚信我自己,不以任何事动摇。

二十二、于谦,字廷益,明朝名臣。他在没有调入京城前,一直担任地方官。他为官清廉,对下属的各级官员要求都十分严格,坚决禁止受贿、贪赃,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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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清廉的成语


1、大义灭亲:大义:正义,正道;亲:亲属。为了维护正义,对犯罪的亲属不循私情,使受到应得的惩罚。

2、敝车羸马:敝:破;羸:瘦弱。破车劣马。比喻清廉俭朴。

3、有脚阳春:承春:指春天。旧时称赞好官的话。

4、八府巡按:巡按之名,起于明代,非固定职官,临时由朝廷委派监察御史担任,分别巡视各省,考核吏治。“八府巡按”常见于戏曲、小说,民间多视为清廉而有权势的大官。

5、抱诚守真:抱:存在心里。志在真诚,恪守不违。

6、一清如水:形容为官廉洁,不贪污、不受贿。也形容十分清洁。

7、临财不苟:面对钱财不随便求取,廉洁自好。

8、清风峻节:清廉正直的风尚,高尚峻伟的气节。

9、洁清自矢:谓保持自身清廉正直。

10、砥节奉公:磨砺名节,奉行公事。

11、克己奉公:克己:约束自己;奉公:以公事为重。克制自己的私心,一心为公。

12、刚正不阿:刚:刚直;直:正直;不阿:不逢迎。刚直方正而不逢迎附合

13、大法小廉:旧时指大臣尽忠,小臣尽职。

14、台阁生风:台阁:东汉尚书的办公室。泛指官府大臣在台阁中严肃的风气。比喻官风清廉。

15、守正不阿:正:公正;阿:偏袒。处理事情公平正直,不讲情面。

16、明镜高悬:传说秦始皇有一面镜子,能照人心胆。比喻官员判案公正廉明。

17、廉明公正:廉明:清廉,不贪污受贿。不贪污受贿,清明公正。

18、臣心如水:心地洁净如水。比喻为官清廉。

19、甑尘釜鱼:甑里积了灰尘,锅里生了蠹鱼。形容穷困断炊已久。也比喻官吏清廉自守。

20、分文不取:一个钱也不要。比喻不计报酬。

21、一琴一鹤:原指宋朝赵抃去四川做官,随身携带的东西仅有一张琴和一只鹤。形容行装简少,也比喻为官清廉。

22、涓滴归公:涓滴:小水点,比喻细微的东西。形容属于公家的财物全部缴公,不占为私有。

23、廉洁奉公:廉直不贪,忠诚履行公职。

24、羊续悬鱼:羊续,汉时官吏。羊续把生鱼悬于庭。形容为官清廉,拒受贿赂。

25、浆水不交:浆水不沾。谓为官清廉,无取于民。

26、公正无私:办事公正,没有私心。

27、洁己奉公:保持自身廉洁,一心奉行公事。

28、一廉如水:为官廉洁,如流水一样清洁。

29、公事公办:公事按公事的原则办,不讲私人情面。

30、饮马投钱:比喻为人廉洁,不损公肥私。

31、洗手奉职:洗手:使手干净,比喻廉洁;奉职:担任职务。比喻忠于职守,廉洁奉公。

32、水火无交:没有财物牵涉。形容为官清正廉洁。

33、宁可清贫,不作浊富:宁愿清白而遭受贫困,决不污浊而享受富贵。

34、水米无交:指没有吃过别人一点东西。比喻为官清廉,不妄取民物。也比喻双方毫无往来。

35、躬自菲薄:谓亲身实行俭约。菲薄;微薄。

36、高节清风:高节:高尚的气节;清风:清廉的作风。气节高尚,作风清廉。比喻人品高洁。

37、置水之情:表示人民对官吏公正清廉的期望。

古代为官之道的人生箴言


古代为官之道的人生箴言

一件事肯定不能去做而上司要去做,一件事应当去做而上司阻挠,如果你确实有特别的见识,就一定要如实陈述自己的意见,即使遭到斥责也不要计较,等待上司息怒之后再反复陈述。上司也没有始终固执己见的。

像这样处理几件事后,或许就能够得到信任。倘若一味曲意奉承,即使当时会得到重用,但最后必然会让上司鄙视,千万不要这样做。

徐栋,见第20则。

一件事肯定不能去做而上司要去做,一件事应当去做而上司阻挠,如果你确实有特别的见识,就一定要如实陈述自己的意见,即使遭到斥责也不要计较,等待上司息怒之后再反复陈述。上司也没有始终固执己见的。

像这样处理几件事后,或许就能够得到信任。倘若一味曲意奉承,即使当时会得到重用,但最后必然会让上司鄙视,千万不要这样做。

徐栋,见第20则。

一件事肯定不能去做而上司要去做,一件事应当去做而上司阻挠,如果你确实有特别的见识,就一定要如实陈述自己的意见,即使遭到斥责也不要计较,等待上司息怒之后再反复陈述。上司也没有始终固执己见的。

像这样处理几件事后,或许就能够得到信任。倘若一味曲意奉承,即使当时会得到重用,但最后必然会让上司鄙视,千万不要这样做。

你只要不自夸为贤能,天下没有人与你争能:你只要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天下没有人与你争功。

作者不详。《大禹谟》系东晋元帝时期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中的一篇。

建大功名于天下的人,一定要先在家里修炼自己的德行;传英名于万代的人,一定先从极为细小的事情做起。因此,伊尹负鼎,居于有莘国郊外,在茅草屋里修养心性,亲自从事劳作,却不忘思考治国之道,身在柴门之中,却心怀天下,所以释负鼎之志,成为成汤的辅佐大臣,灭夏建商,诛杀叛逆,征伐暴虐,消除天下的祸患,惩治残酷狠毒之辈,而后海内一统,百姓安宁。曾子孝顺父母,晚上为父母铺好床,早上又来问安,嘘寒问暖。在给父母吃易消化熬烂的粥、照看起居坐卧等日常琐事上努力尽孝,而后其品德高尚的美名传扬于后世。伊尹和曾子这两个人,在家注意修炼德行,故美名得以在外传扬;在小事上躬行实践,故得以成就大事。

陆贾(约前240-前170),西汉初楚国人。以善辩出名,后从刘邦平定天下。曾出使南越,宣扬声威,使南越尉赵佗臣服。官至太中大夫。著有《新语》。

官吏对于君主,百姓对于官吏,都是听其言效法其行。因此,为政的要务,首先在于正身。君主、官吏如能做到身正,那么就能在百姓那里得到响应。《诗经》说:你这样去教导,百姓就跟着效仿。因此叶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你带头正身,谁还敢不正?又说:正身对从事治理有什么难的呢?如果自己身不正,那么如何去要求别人身正呢?因此,君子处理政事,治理国家,以正己为先,以教化、颁布禁令为次。如果君主在上做正身的表率,那官吏就不敢在下做不正的事;官吏在下做正身的表率,百姓就不会在乡野做不正的事。国家没有不行正道的君主,朝中没有奸邪的官吏,乡野没有不正的百姓,这样还不能实现善政,那是不可能的。

桓范(?-249),字元则,一作允明,三国时沛国(今安徽淮北市相山区)人。曾官羽林中监、大司农。编著有《世要论》,已散佚,今存清严可均、马国翰两种辑本。

不因外物的美好而高兴,不以自己的得失而悲伤。在朝廷上做官时,会为百姓的事担忧;身处江湖不做官时,也会为国君担忧。进入朝廷做官要担忧,退处江湖也会担忧。既然这样,那什么时候才会感到快乐呢?这样的人一定会说: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先忧虑,在天下人得到快乐之后才快乐!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

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曾官秘阁校理、苏州知州、右司谏等。

庆历三年(1043),任参知政事,与富弼、欧阳修等推行庆历新政。著有《范文正公文集》。

居心清正是治国的根本,要为自身谋划就必须走正道。挺直的树干最后总能成为栋梁之材,精钢不会只用来做鱼钩这样的小物件。仓廪充实,老鼠、麻雀之类的就会高兴;草没了,兔子、狐狸也会为吃的发愁。史书上已经有很多遗训,千万不要做被后人耻笑的事。

包拯(999-1062),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今安徽肥东)人。

天圣五年(1027)进士。历任知开封府、枢密副使等。曾任天章阁待制,人称包待制。又因曾任龙图阁直学士,故后人亦称包龙图。

谥孝肃。著有《包孝肃公奏议》。

思想没有蔽塞,用于自身,自己的身心就能达到平和,家庭就能和谐:用之于他人,官员作风就得到整治,政事就得到振兴。流播到更广大的范围,则能教化百姓,使社会形成良好的风尚习俗,一切伦理纲常必由此而维持。古时之所以能人才辈出、推崇人伦,都是因为这个。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北宋建昌军南丰(今江西南丰)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曾官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曾整理《战国策》《说苑》,并校定南齐、梁、陈三书。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元丰类稿》。

当官的法则,只有三条,即清正、谨慎、勤勉。为官者明白了这三项法则,就可以保住禄位,远离耻辱,得到上司的赏识,还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

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世称东莱先生,宋寿州(今安徽寿县)人。绍兴六年(1136)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兼侍讲,兼权直学士院。著有《东莱先生诗集》《紫薇诗话》《江西诗社宗派图》等。

任命下来的时候,应该扪心自问,自己有什么功绩才能,能受到这样特殊的礼遇。如果只是为了俸禄,假借这样的权势,只想为自己的私利着想,不想报效国家,上天也不会容你。拿着工钱却消极怠工,肩负着职责却荒废应当做的事,自己是安逸了,可你怎么能公道,怎么能面对百姓?

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元济南人。历任监察御史、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陕西行台中丞等。著有《归田类稿》《三事忠告》等。

前辈说,做官做到将相,被世人认为是荣耀的。这是不知道荣耀是耻辱的开始。只有善于修养自我的德行,才能保持住荣耀;不善于修养自我的德行,则足以使耻辱加速到来。所谓善于修养自我的德行指什么?即以清廉来约束自己,以忠诚来事奉君王,以正直来处理事情,以恭敬谨慎来率领下属。如果像这么做,那么好的名声就跟着他,舆论就向着他,鬼神也会造福于他,即使想远离荣耀都不可能。所谓不善于修养自我的德行指什么?即徇私利而忘公益,贪婪而没有限度,不以前车之鉴为戒,不思报效国家。像这样做,恶名就跟着他,众人的毁谤就朝向他,鬼神也降祸给他,即使想要逃避耻辱也做不到了。

张养浩,见第8则。

对世态人情应该淡泊,立志则贵在刚强。刚强则不会屈服于贪欲,淡泊则不会有太多的欲念。

徐榜,生卒年不详,号荐所,明南直隶泾县(今安徽泾县)人。曾任济南知府,后官至浙江右布政使。著有《宦游日记》。

如果人的胸襟猥琐,眼界狭小,只会觉得世界局促有限,每天被个人喜怒所役使,以致百姓的喜乐忧虑好像跟自己没关系。究其原因,在于个人学问上的造诣还不够,所以度量多狭小浅薄。但其中又有天性豪爽开朗的人,如韩稚圭被火烧了胡子也不对侍卒发怒,仍然继续写信,这似乎又不是仅凭学问好就能做到的。总之,君子只有具有能藏垢纳污的胸怀,才能淆乱不浊,澄清不清,将外物与自我融为一体,就像天无处不能覆盖,地无物不能承载一样,万物也就是凭借这一点生长繁衍的,而功业教化德行才能传之久远,没有穷尽。

潘游龙,生卒年不详,字子麟,明湖北松滋人。著有《康济谱》《笑禅录》《精选古今诗馀醉》等。

做官者不可不爱惜名声,又不可以爱惜名声。真父母官的名声,不可以不爱惜;不爱惜的话,必将会轻视他的百姓。能吏的名声,就不可以爱惜了;爱惜的话,必将只爱显赫的名声而对百姓疾苦关心不够。真正仁爱和善的父母官的名声正未必是显赫盛大的样子。不以诚相待,以恩德招徕,以德行和教化教导,如何能使百姓亲近敬爱,攀住马车流着眼泪不忍放走呢?

潘游龙,见第11则。

作为官员,最好的品行莫过于恭敬,最不好的品行莫过于骄纵。骄纵则自满自大,自以为是。自满的话,懈怠不敬之气就会存于内心,傲慢放肆的态度就会见之于色,即使心存善念,也不会有什么好处。

王永吉(1600-1659),字修之,号铁山,清江苏高邮人。天启六年(1626)进士。曾官大理寺卿、户部侍郎、兵部尚书等。著有《御定人臣儆心录》等。

士人君子培养品德,自爱自重,必称磨炼节操。可见操守二字,严于在家中修养,不是要等到脱下百姓穿的衣服,成为朝中的官吏,然后再讲求做清白的官吏。但是到了做官之时,操守就更为重要。操守是步人仕途的根基,必须在这个问题上牢牢把握住,那么经世济民的功业才会由此而起。否则大根被拔,虽然枝叶仍然繁茂,也只是白白地供斧头来砍斫而已。

田文镜(1662-1732),字抑光,清汉军正黄旗人。康熙二十二年(1724)以监生任长乐县丞。历任内阁侍读学士、河南巡抚、河南山东总督等。著有《抚豫宣化录》,与李卫合纂《钦颁州县事宜》。

李卫(1687-1738),字又玠,清江苏铜山(今江苏徐州市铜山区)人。康熙末捐资为员外郎。历任浙江巡抚、浙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谥敏达。曾主持编修《浙江通志》《能辅通志》。

做官不可有享受的想法。上天让我与众不同,给予我管理世事的职责,是为让我成为造福于世的人,而不是成为享福的人。然而不想造福的原因,就是事事为享福算计。官署一定要华美,器皿用具一定要精致,衣服一定要艳丽,饮食一定要甘美。甚至不仅替自己的享福打算,还要替子孙做享福的打算。良田想得到万亩,大厦想建千间,珍玩一定求完备。千方百计地搜刮不义之财,以供享福之用。唉,大错特错了!

上天本想让你成为造福的人,现在反成了制造祸害的人。清静的夜晚你扪心自问,上天怎么会宽恕你呢!

陈宏谋(1696-1771),字汝咨,号榕门,清广西临桂(今广西桂林市临桂区)人。雍正元年(1723)进士。历任甘肃、江西、陕西等省巡抚,陕甘、两广、两江等总督,吏部尚书,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等。著有《培远堂全集》。另著有《养正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教女遗规》《在官法戒录》,被称为《五种遗规》,影响很大。

做官自然有做官的规制,世人称为官体。有的人把养尊处优、自视高贵当作树立官体,却不知道这样反而丢掉了官体。我所说的官体不是这样,而是谦逊的气度,谦谨的仪表,和蔼可亲,和善可近。州县官是百姓的父母官,父母对于子女自然没有外貌仪表上的要求,这才是真正做到了符合官体。有官体,其实就是平易近人罢了。

袁守定(1705-1782),字叔论,号易斋,晚号渔山翁,清江西丰城人。雍正八年(1730)进士。历任湖南会同、洪江、芷江知县,楚阳知州,直隶曲周知县,礼部主事等。建义学,兴教化,被誉为袁青天。著有《雩上诗说》《地理啖蔗录》《图民录》等。曾参与编修《湖南通志》。

做官的人,诉讼、文书、应酬多且乱,面对这些事时就像身边聚集了许多刺猬一样,处理这些事就好像割麻一样,可以说是应接不暇。在这样职位上的人没有别的巧妙办法,只要耐烦就可以做好所有这些事。

如果对来往公文不耐烦,就不能仔细审阅,奸滑的书吏就会趁官员犯懒钻空子。对于诉讼官司不耐烦,就不能详细审问,不务正业的人就能够达到欺诈的目的了。待人不耐烦,那么言语和神色必然会简略草率,仰慕你的人就不会再对你有兴趣了。侍奉上司不耐烦,那么礼数就不会周到,从而让上司心生芥蒂,以致将来惹出事端。《论语》中说:君子不论事多事少,事大事小,什么事也不敢怠慢。这就是说的耐烦吧!

袁守定,见第16则。

怎么做才能不得罪百姓呢?唯诚而已。三代有直道之风,现在和以前是一样的。理政自有理政的制度,怎么能让人人都满意呢!一旦有了沽名钓誉的私心,给我虚名虚誉的人就会把我引导向偏执的一面,致使便民利民的事也会变成损民害民的事。只有出于诚心,尽心为民。有受我庇护的人,即使奸胥、蠹役、讼师、地棍之类指责咒骂之声迭起,也不值得忧虑。

汪辉祖(1730-1807),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清浙江萧山(今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授湖南宁远知县。后因事夺职,闭户读书,不问外事。著有《学治臆说》《佐治药言》《读史掌录》等。

人的品性有时会出现偏差,需要加以克制。需要克制的情况有十种:懈怠,要用敏捷来克制;急躁,要用舒缓来克制;苛杂,要用安闲来克制;自大,要用谦和来克制;话多,要用少说来克制;爱财,要用清廉来克制;轻浮,要用端庄来克制:抵触,要用顺从来克制;过失,要用勤勉来克制;不能对自己过于宽容,也不能苟且偷安。这可能类似于古人佩带弦韦的意思,写出来聊以自勉,不敢拿来警告世人。

严廷珏(1801-1853),字行之,号比玉,清浙江桐乡人。嘉庆年间诸生,道光时贡生。曾以云南府同知署易门知县,后升丽江知府、顺宁知府。著有《小琅玕山馆诗钞》《怡红轩诗稿》《乡贤录》,曾纂修《续修易门县志》。

廉洁对居官来说是最重要的事,精勤又是为政最应具备的资格。州县各官,承担着管理人民和土地的职责。其才能有长有短,但做人的操守可以自己作主:事有难易,勤谨懒惰却不由他人。操守不清廉,有才能也不足取;办事如若勤快,即使才能低下,仍可督促勉励。廉洁、精勤直接关系为官的利害,也是百姓苦乐之所系。

无奈官场陋习,不以百姓的事为重。好办的事,就认为无关紧要。

难办的事,则又设法推诿。一进入官衙,便只知计算自己每年的收益,至于百姓的苦乐,则从来不曾念及。一遇到民事,只想迎合上司,看其高兴与否,至于百姓的得失,则从没工夫考虑。从来只觉得自己的官职不够尊崇荣耀,全不顾治下的百姓是否得到了应得的。当官者时时要有为百姓考虑的心,这样尚且唯恐自己能力不够,为民办事的条件不合宜.不能有利于百姓。如果没有这样时刻为百姓考虑的心,虽然有优异的才能,却正好利用这种才能去运用使自身荣耀、自家富足的伎俩,这样就更不必问他如何去做、结局如何了。曾看到过对百姓极有利的事,执行之后百姓却见不到好处,反而倒有害处,这都是因为他心里从来不曾为百姓考虑。这样的事随处可见,沾染了这样的习性,害人不浅。

徐栋,生卒年不详,字致初,清直隶安肃(今河北保定市徐水区)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授工部主事。曾知兴安府(今陕西安康)。辑有《牧令书》等。

凡我们各级官长,须认真对待你们掌管的工作,慎重对待你们发布的命令,命令既出就要执行,不可反复调改,不可违逆。以公正消除私情,百姓才会信任归顺。先学习古代经典,了解前代成败经验,然后从事行政管理,议论政事依据法律、制度,行政就不会犯迷糊、出错误。

你们要学习、运用已有的典章制度,而不是以花言巧语干扰官员执政。

作者不详。

凭借法律而非个人智术来治理国家,凭借规律、政策而非无据之言来做决断,恪守公正而非根据私利来处理事情,遵循大道而非依据小事来筹谋策划,其结果是己身安适、天下太平。舍弃法律制度而依凭个人智术来治理国家,百姓就会舍弃勤笃之气,而追逐虚名;舍弃规律、政策而依凭无据之言来做决断,百姓就会舍弃务实之风,而崇尚虚言;舍弃公正而依靠私利来处理事情,百姓就会背离法律制度,而胡作妄为;舍弃大道而依靠小事来筹谋策划,管理者就会劳烦忙乱,百姓就会迷惑不清,而国家也不会太平。

管仲(?-J645),名夷吾,字仲,即管子,春秋时期颍上(今安徽颍水之滨)人。管仲相齐,大兴改革,富国强兵,在其辅佐下,齐桓公称霸一时。法家学派代表人物,有托其名所作之《管子》,共24卷。

为政过于宽厚,百姓就会怠慢;百姓怠慢,就要用刚猛来予以纠正。刚猛太过,百姓就会受到伤害;百姓受到伤害,就要施政以宽。施政须用宽厚来调节刚猛,用刚猛来调节宽厚,这样,政事才能得以调和。

左丘明,生卒年不详,姓丘,名明,因其父曾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一说单姓左,名丘明。春秋时期鲁国都君(今山东肥城)人,曾任鲁国史官。为解析《春秋》而作《左传》,又称《左氏春秋》,又作《国语》。

阻止百姓发表意见,比堵塞河流造成的后果还要严重。河流因堵塞而溃堤,一定会伤害很多百姓,阻止百姓发表意见也是如此。因此,治水者要引导水,使其畅通而流;治理百姓者,应当开导百姓,让其畅所欲言,这样,才能了解执政的得失所在。

左丘明,见第23则。

不听从亲近者之言,而是根据法律和规律,来判断是非得失。任何违反法律规定的话,都不入于耳;任何不符法律制度的劳作,都不计作事功;没有功劳的亲戚朋友,概不委其以官职。任用官员不偏囿于亲近之人,执行法律不将亲爱之人置于其外。上下之间,相安无事,只有实施法治才能实现。

慎到,生卒年不详,即慎子,战国时期赵国邯郸(今河北邯郸)人。本学黄老之术,为法家重要代表人物。齐宣王、滑王时曾游学于稷下。《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有42篇,后多失传,现存7篇及佚文数十条。

公正,就能明察真伪是非;偏私,就会分不清美丑利害;正直诚实,就会诸事通达和顺;欺诈虚伪,就会困窘不堪;至诚守信,就会通于神明:浮夸虚诞,就会迷惑于物利的得失。这六个方面,正是君子需要谨慎注意的,也是禹、桀不同之所在。

荀况(约前313-前238),即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时期赵国人。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令。著有《荀子》,共32篇。

治理之道一定要明确公与私的区别,严格遵循法律制度,拒绝所有的私人恩惠。令必行,禁必止,这才是君主执政的公义。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私利行事,取信于朋友之间,不能以赏赐来鼓励,也不能以刑罚来阻止,这是做臣子的私义。私义盛行,国家就会混乱;公义盛行,国家就会太平,所以公私一定要区别清楚。做臣子的有私心,也有公义:修身廉洁而行事公正,做官无私,这是做臣子的公义;贪污纵欲,安身利家,这是做臣子的私心。

韩非(约前280-前233),即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人。法家主要代表人物。后人秦国,受秦王赢政赏识,但遭到李斯等嫉妒,终被下狱毒死。著有《韩非子》,共55篇。

只有国家征收的赋税,而无个人的索求:只有国家的用度,而无个人的花费;只有国家的劳役,而无个人私事的役使;只有国家的奖赏,而无个人的私赐;只有因公而生的愤怒,而无个人的私怨。为个人而索求于百姓,则赋税繁多而无节制,有损清正廉洁;为个人而私开消费,则公费耗增而无限度,有损法律制度;为私事而役使百姓,则骚扰百姓而无穷尽,有损为官道义;为个人目的施予小恩小惠,属下整日期望,奖赏却无一定之准则,有损奖赏之正道;心怀私人怨恨,属下就会常怀恐惧,疑虑不安,有损害个人之美德。

荀悦(148-209),字仲豫,东汉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汉献帝时,应曹操之召,任黄门侍郎,累迁至秘书监、侍中等。后奉汉献帝命编成《汉纪》,共30篇。另著有《申鉴》,共5篇。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四季无私运转。抑私心而行大义,可以说是公。聪明用于私,不如愚笨而用于公。做臣子的应持守公道。处理公事,不谋取私利;身在公门,不求利言财;秉公执法,不阿顺亲友;为公举贤,不回避不和之人。对上级忠诚,对下属仁爱,心存宽恕,推己及人,行为中正,不偏不党,伊尹、吕尚就是如此。因此,他们显赫的名声一直流传至今,这就是公。管理百姓的办法虽有千万多种,做起来只有一条,哪一条?公正罢了。唯有公心可以治国,唯有公心可以持家。执政以公,可不费心神而令奸邪之道止息;执政以私,则刑罚苛严繁杂,而奸邪不止。因此,公正作为治理的原则,话虽不多,用途却十分广泛。

武则天(624-705),唐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十四岁人后宫,为唐太宗才人。唐高宗时,为皇后。后自立为皇帝,建立武周王朝。神龙元年(705),因兵变退位,唐中宗恢复唐朝。谥则天顺圣皇后。武则天曾令臣下撰成《臣轨》,作为臣僚借鉴之书。

奖赏一定与受赏者功劳相当,不可凭个人恩宠颁行;惩罚一定与受罚者罪责相当,不能因个人宠幸而免除。奸邪辟佞的,即使是亲近之人,也要罢退;忠诚正直的,即使散在乡野、远在他国,也要招用。法律、政令既已施行,行政纪律自然就会端正起来,如此,则不会有无法治理之国家,也不会有不可教化之民众。

包拯,见第5则。

法律施之于人,即使是极小的判决也须谨慎小心,何况施用大法于涉及重大罪责的人呢?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北宋吉州永丰(今江西永丰)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参与推行庆历新政。谥文忠。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系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欧阳文忠集》《集古录》等,主修《新唐书》《新五代史》。

言语多变,则难以取信于人;命令常改,则难以使人遵从。如今发出号令之先,不仔细研审,号令推行不久,随即又加更改。以不信之言,推行难以执行之号令,因此每有需要处置之事,州县官员则知未必是朝廷一定要求执行的命令,他们就会彼此相告:暂且不要执行,不久一定会再更改的。

欧阳修,见第32则。

胥吏中奸诈狡猾者,大多玩弄权势。因其本就靠贿赂富益其家,哪有公义可言?如果喜欢其市侩之一面而稍加委任,百姓就认为衙门官司的是非曲直,皆由其掌控,他们也会狂妄自夸,以此骄人。于是,百姓事无巨细,都会找其办理,以致门庭若市,被百姓称作立地官人。

他们收受贿赂数额日益巨大,主政长官之恶名则日益昭著。殊不知长官本来不知情。因此,做官者,凡事应亲自审查,实际了解,自握权柄,不可放任胥吏胡作非为。

陈襄(1017-1080),字述古,号古灵先生,北宋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庆历二年(1042)进士。官至提举司天监,兼尚书都省事等。

谥忠文。著有《古灵集》。

官员处理公事,是非自有公理,处置轻重与否自有法律为据,不可因私心而违背公理,也不可以枉法来曲从人情。诸葛亮说过:我的心像一杆秤一样,不能为人任意称量轻重。身居官职者应将这段话奉为法规。然而人之常情,每每私欲胜于公心,贪图财货就不可能公正,喜怒任性就不可能公正,偏袒亲戚、畏惧豪强、顾虑祸福、计较利害等,都不可能做到公正。殊不知是非之分,不可改易,此乃天理:轻重之别,不可逾越,此乃国法。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是违背天理:轻罪重判,重罪轻判,就违反国法。身居官位,治理百姓,却违背天理、违反国法,内心怎能安宁?天地鬼神的诛讨,金科玉律的禁约,怎可忽视呢?因此,希望同僚秉持公心,坚持公道,而非沉迷私情,为私情阻挠,或许能使曲直适宜,而无冤枉不公之哀叹了。

真德秀(1178-1235),字实夫,后改为景元,又改为希元,号西山,南宋福建浦城人。本姓慎,因避宋孝宗赵奋讳改姓真。庆元五年(1199)进士。开禧元年(1205)中博学宏词科。曾官户部尚书。著有《西山文集》《读书记》《四书集编》等。

身居官位,忠于职守,应将公正置于首位。公平则不为私利所迷,正直则不为奸邪所惑。凡行事涉嫌奸邪谋私者,皆由不公正所致。如能公正不失,即使有奸邪私利,也不会为之迷惑。

汪天锡,生平不详。著有《官箴辑要》。

宽大须有制度才行,如果百事不管,一味追求宽大,那么办事小吏就会利用法条为奸作弊,官府也就不成其为官府了。做官须将处置之权掌握在手,不可由他人操纵定夺,如能这样,尽管宽大,不会有所妨害。

杨昱,生卒年不详,字子晦,世称东溪先生,明汀州卫(今福建长汀)人。正德十四年(1519)举人。著有《师鉴》《牧鉴》《自验录》等。

当官要自己去办事,这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刚愎任性。事情不管大小,权力都要掌握在手中,那么办事的人就会为我所用。如果胸中没有自己的见解,而去听取别人的主张,这样,任用亲属而亲属当官,任用友人而友人当官,任用的随身吏役也都当上了官。造成人人有权、人人当官的情况,必然形成尾大不掉的形势,而原本当官的反而成了他们手中的玩偶,如果对他们稍微约束限制一下,他们反而会生出怨恨,甚至还有人会拿当官的把柄来要挟。这样下去,人们只知道有穰侯、华阳君,而不知道还有秦王存在,这是招致失败的途径。所以说,做官要自己办事。

汪辉祖,见第18则。

用铜做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古史做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衰更替的道理;用人做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

吴就(670-749),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周时人史馆,修国史。历官起居郎、谏议大夫兼修国史。著有《贞观政要》《中宗实录》《则天实录》等。

为官者不应当说廉洁,廉洁本来是为官的本分。没有人不知道廉洁可以让人信服,但是如果心中对此没有定见,就会在利益面前迷失自己,轻率采取行动。对于那些天生就喜好贪污纳贿的人来说,窃取公物,收受百姓的贿赂,做起来一点顾忌都没有,这些人不值得评论。对于那些稍知有所忌惮的人,就会说我不窃取国家财产,也不收受百姓贿赂,这就是够了。

陈襄,见第34则。

先生说:为官者管理下属,其自身须端正。孔子说:自身正了,即使不发布命令,老百姓也会去干;自身不正,即使发布命令,老百姓也不会服从。

李元弼,生卒年不详,北宋山西翼城人。政和七年(1117),作《作邑自箴》。

用廉洁来约束自己。凡是做士大夫的,即使非常廉洁,也只不过是小优点,而如果有一点点贪污行为,便是大过错。如果蒙受了不廉洁的名声,即使有其他的优点,也不能弥补自己的罪过,所以这一点在四件事中为第一事。

真德秀,见第36则。

廉洁与勤勉,是为官从政的要诀,这不仅仅是对县令的要求。然而县有一州的格局,县令对老百姓来说是最亲近的人,如果治理政务有不廉洁、不勤勉之事,那么对政事的不良影响就很严重。廉洁本是从政者胡太初,生卒年不详,字太初,南宋台州临海(今浙江临海)人。

嘉熙二年(1238)进士。曾任建康府学教授、秘书郎、知全州。著有《昼帘绪论》。

普天之下四海之内,百姓无数。然而能够受到国家的信任当上地方官的又有几人?既然受命来治理百姓,却不能恪守公平廉洁,这是不自爱的表现,怎能不被世人所耻笑呢?何况以一人的微薄之躯,又能享受多少荣华富贵?心有如永远填不满的溪壑,贪婪是永远不能满足的,不加以控制,终将导致身败名裂。一旦犯罪,上则辜负了国家恩宠,中则给亲人带来耻辱,下则使乡邻朋友蒙诟包羞。虽在任时积聚千金资财,不足以补偿一夕牢狱的苦楚。与其在败露时悲戚,何不严于律己防患于未然?有官职的人们,这是应该深以为戒的。

张养浩,见第8则。

同僚如果有过错,但不至于损害政事,应该给予包容。一般来说,为官者应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希望人人都像自己那样严格要求自己,天下一定没有这样的道理。

张养浩,见第8则。

士民约束自己,本来就不能不严加要求。但是,有职权的官员,应当比士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而负责监察的官员又应当比一般官员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因为监察官员的职责就是查处和惩治腐败官员,以警示内外,整顿纪纲。如果自我的要求不严格,怎么能让其他人信服呢?所谓严格,要像未婚女子在家里一样,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遵守礼法,只有这样的品德才是完全合乎规范的。如果有半点违背道德规范的举动,人人都会加以议论指责。假使倚仗权势,只谋求私利,或巧立名目收受钱财,或私自经营盐、铁,或沉溺于酒色,或任人唯亲,或不依时令进行农耕、狩猎,或宴会游玩没有节制,或假公济私冒称办理公家的事,或无端大兴不紧要的土木工程,或旷废官宅而不住,或放任家人胡作非为而不加管教。以上所列劣迹,如果身犯其中一项,就是以败坏监察官员的风气。

张养浩,见第8则。

当官任职只要能严于律己,公正廉洁,办事勤勉严谨,日夜戒惕,如临渊谷,自然就不会有其他的祸患。只要觉得有所倚靠,马上就会使人松懈、懒惰,粗疏大胆起来,不知不觉间就会做错了事。

杨昱,见第39则。

世上原本有一些廉洁的官员,只是见识不精明通达,常被属吏所蒙蔽,即使廉洁,对政事又有什么补益呢?也有一些廉洁而且精明的官员,内心缺乏仁爱,自以为不搜刮百姓,办事也不糊涂,但是为人却极其刻薄严酷,还放纵属下迫害、掠夺百姓,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还有一些官员虽心地仁厚,却不擅长裁断处理政务,空有仁厚之心,百姓依然得不到好处,这是没有能力施展仁厚之心的缘故。又有一些官员,虽然很有能力,但办事时心意所向,常常有些偏差,始终不免有点小毛病,这是由于有能力却不够公正公平的缘故。廉、明、仁、能、公,这五善要全部做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杨昱,见第39则。

官吏不敬畏我的严厉,而是敬畏我廉洁;百姓不是心服我的才能.

而是心服我的公正。做官廉洁,那么小吏就不敢有所怠慢;处事公正.

那么百姓就不敢有所欺骗。处事公正就能够明辨是非,做人廉洁就能够形成威力。

曹端,生卒年不详,明河南渑池人。永乐七年(1409)进士。曾官山西霍州学正。著有《训蒙要纂》《四书详说》《家规辑略》等。

廉洁的官吏走的是正道,不廉洁的官吏走的是邪路。如今一些廉洁的官吏看见不廉洁的官吏人数众多,便依恃着他的廉洁,骄横傲慢,欺压良善,超越本分,肆行威虐,苛细地援引法律条文罗织罪名,再据重法把人打人监狱,残酷拷打逼出罪状,反而不如那些不廉洁的官吏。不廉洁的官吏因害怕而有所收敛,多能平和治事,放过百姓。因此廉洁的官吏刻薄,不廉洁的官吏宽容;宽容的人会升迁上去,刻薄的人会降职下来。当今官员只看见廉洁和不廉洁得到这样不同的下场,便都不再厉行廉政了。上天爱惜生灵,不喜欢滥杀无辜,这些人只做到了一点廉洁,却触犯大罪,这是偏于廉政而不及其余害了他们。

王文禄(1503-1586),字世廉,明浙江海盐人。嘉靖十年(1531)举人。著有《王生艺草》《策枢》《书牍》等。

大臣不廉洁,就没什么为下属作表率,那么小臣必定贪污;小臣不廉洁,就没有什么治理民众,那么风俗习惯必然败坏。各级官员自上而下都无休止地掠夺财富,必然是百姓遭殃,进而影响使国家遭殃,想使天下达到太平盛世,是不可能的。

王永吉,见第13则。

官阶不论高低,事情不论大小,职位不论轻重,只有完全约束自己的思想、端正行为,才能成为有利于国家的官员。不然,耗费钱财,不劳而获,尸位素餐,还期望能长久地保住自己的名声地位而不犯罪,这难道可能吗?

王永吉,见第13则。

不清廉的危害,不必是贪财好贿而后才会殃及百姓。贿赂初开,自以为偶尔一染指,似乎没什么大碍。孰知吏人张开贪网,衙役狐假虎威,我所得利有限,而中个人说合转手,已足以破人之家了。我所获取才一次,而旁人中饱私囊的次数,已不可胜计了。小民百姓如果涉及词讼案件,不卖光产业便不能终止,以致父亲不能保住儿子,丈夫不能保住妻子,翘首企盼公门,一腔血泪冤屈。推论其原因,都是始于本官偶尔染指贪利的缘故。呜呼!古人酌水以厉清,不受贪泉蛊惑,岂非是认识到偶尔染指之害了吗!

乌尔通阿,生卒年不详。曾于道光末、咸丰初年任建昌府(今江西南城)司马。咸丰二年(1852),著《居官日省录》。

州县官员与百姓最为亲近,做州县官员不仅关系到民生大计,我辈的终身事业都寄托在这里。因此,做官持身要清廉,办事要干练,处事要公平。然而,这些并非一时即可办到,一定要平时以关心民众疾苦、推行教化为己任,亲自带领妻儿崇尚简朴,那么需要依托官方的事情必定不多。凡有关国计民生的事情,一一留心就会知道怎么办理,听到的见到的就会越来越多,随时随事加以考察其发展变化,然后才可能做到清廉、干练、公平。如平时不加注意,乞求当官后再留心,那就为时已晚了。

陆陇其(1630-1692),初名龙其,字稼书,学者称当湖先生,清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曾官嘉定知县、灵寿知县、四川道监察御史等。著有《三鱼堂文集》《困勉录》《读书志疑》等。

古代名人为官之道的经典语录


古代名人为官之道的经典语录

为官者最看重的是清廉,考察官吏最严格的是操守。因此爵位虽然有高低之分,总是把不贪作为宝贵的品质;才能虽然有长短之别,必定是没有过分的欲望才能坚强不屈。如此看来,操守确实是立身的根基,坚持廉洁乃是首先考察官吏的一个方面。家境本来富裕,甚至称得上巨富,那么出仕为官并不是因为贫穷,对于获取点滴财产本来就应当审慎:家境本来贫穷,又已养成淡泊名利的作风,安之若素,尤其是要对暮夜拒金时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有所畏惧。

尹会一(1691-1748),字元孚,号健余,清直隶博野(今河北博野)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历官吏部主事、扬州知府、河南巡抚、江苏学政等。著有《诗文集》《小学纂注》等。

国家清理整饬官员,首先惩治贪官污吏,这些贪官污吏不只是自身蒙受耻辱。祖父曾经贪污受贿,子孙即使显贵,也不准加官封爵。而子孙在祖父加官封爵后,犯了贪张枉法之罪,一并追回朝廷封授的敕书。

在下辱及子孙,在上辱及祖父。人们即使不爱惜自己的名声,却没有心甘情愿因为贪污而结束仕途的。当开支困难时,身边一帮效忠自己的人都来进献谋利益的计策,大多属于可以要也可以不要的范围之内,认为并不会伤害到自己的廉洁,不妨去试一试。谋利的途径一旦打开,再想堵住它就非常困难了。这时候情况不同,又为形势所迫,已经是想停止这种恶行也不可能了。或者被下面的人牵着鼻子,或者受到上级官员留难牵制。最终,好处都为别人所有,而害处都被推到自己身上。事情败露的可能会遭受死刑,即使不败露也会给后人带来祸患,这都是从不节俭的一念之间开始的。所以,要做一个清白的官员,必须从节用开始。

汪辉祖,见第18则。

务必要当清廉仁爱的官,切勿滥做苟且贪污的事。时时警惕,刻刻提防,则不但现在的官职可以保住,还能使将来的尊贵无穷无尽延续下去,评论他的品行,则属于君子之流,考察他的本心,又属于仁人之列,那么还怕什么而不这样做呢?如果阳奉阴违,企图鼠窃狗偷,品行心术不值得一提,而且还会给父母子孙留下危险和负累。两者相比,哪种是得,哪种是失,不用等什么高明的人来判断这一点。

徐栋,见第20则。

《象》中称:天道西转,水流东注,二者相违而行,象征人与人争讼。因此,君子在做事的开始就全面谋划,以防止产生矛盾。

作者不详。

如果做事有利于人,就不一定效法古人;如果必然对事情有害,则不可照过去的做法而行。

刘昼(514-565),字孔昭,北齐渤海阜城(今河北阜城东)人。

河清(562-565)初,举秀才,应试不第。著有《新论》。

修身养性,端正品行,不能不谨慎;谋划思考机密大事,不能不缜密。忧患产生于疏忽,灾祸起始于细节。一个人做事不慎重、缜密,大多会后悔终生。所以,说话容易泄露机密,是招致灾祸的媒介;做事不慎重,是导致失败的途径。眼睛明亮的人能看到无形之物,耳朵聪敏的人能听到无声之物,善于谋划的人在事情没有预兆时筹划,做事慎重的人在事情没发生之前就十分慎重。远离困窘就必须及早谋划,不想贫穷就必须趁早做准备。

武则天,见第30则。

大凡官府安排实施一件事情,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一定要从法律上加以考察,在心里揣摩筹划,做到没有一点儿疑问,然后再实施。

如果有疑问,必须反复思索;思考后还没有想出解决办法,就与同事们商量。否则,宁可慢慢地处置,也不要轻举妄动,免得留下悔恨。

陈襄,见第34则。

曾经见过前辈做州县官或者是主持刑狱的官员,每次遇到难以决断的公事,必然是沉思静虑很多天,忽然若有所得,那么是非就已经可以判定了。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只有一丝不苟的人才能做到。

吕本中,见第7则。

官员在进入任职之地前,对于百姓疾苦之轻重,吏治弊端之深浅,前任官员之贤否,境内有无强宗悍族,上诉之人多与少,都要尽心询查访问。到了治所,要先住在距离官府几十里的地方,召见熟悉情况之人,详细说明问题,梳理出事情大概,预先得到本地的实际情况。上任之后,参考以上情况进行决断。如果毫无准备,一下子来到官署听讼,百姓围观,一句话违背情理,必然给全境百姓留下笑柄。更何况民心容易变动,特别是在官员上任之初。开始没有使百姓心服,以后即使有所作为,又将怎么相信你呢?如果确无准备,次日再理也可。一定不要轻率做出应答,以使士人、百姓对你失望。

张养浩,见第8则。

天下的事情,大多数人知道已经发生的情况,不知将要发生的情况。观察已经发生的,推知将要发生而未发生的,不经过深谋远虑是做不到的。房屋已经焚毁才搬走柴薪,船已倾覆才买壶舀水,疾病已发作才去寻找药物,即使竭尽全力补救,也无济于事。高大的堤坝已经有了可以容纳蚂蚁的小洞,似乎对大坝无所损伤。然而,见识周全的人一定会堵塞填实小洞。这是考虑到时间长了必然导致堤坝崩溃的缘故。天下的事情,都能像这样考虑,还会有什么后患呢!

张养浩,见第8则。

大臣做事,应当对将来可能产生的忧患作出长远考虑,虽然是小事,也不能开启祸端。

薛碹(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明河津(今山西河津)人。曾官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等。明代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世称薛河东。著有《薛碹文集》《读书录》《从政BBB》《策问》等。

兴利不要太急躁,要左顾右盼,多做观察;革弊不要太突然,要长远打算,反复考虑。

吕坤(1536-1618),字叔简,号心吾、新吾,自号抱独居士,明宁陵(今河南宁陵)人。官至山西巡抚,刑部左、右侍郎。著有《去伪斋文集》《呻吟语》《实政录》等。

为官行政,不是以需要实行就加以推行,而是以可行才加以推行。

具备能够推行的权位,而不知可行的道理,则是以其权位助其作恶。君子称之为贼。

吕坤,见第69则。

为官行政之人,不能详细考察当地的土俗民情,就施行宽松或严厉的政策,对治国之道都没有益处。古人将严厉暗含于宽松之中,是为了防止姑息纵容;将宽松暗含于严厉之中,是为了防止暴戾残忍。因此,宽松为政而不会漫无节制,严厉为政而不会过于严苛,才算是领会了通晓变化的真意。

潘游龙,见第11则。

治理一郡一县,辖地广阔,人口繁多,耳听目见不能周遍,下情无法传达上来。事情处于似是而非之间,一定要仔细观察,周密分析,等事情确定无疑之后再加以实施,大概就不会耽误事情了。

汪天锡,见第38则。

做事一定要从开始就认真谋划。为官理政之初,士人百姓都在观察、听闻,这也是分别廉与贪、贤与愚的基础,因此做事务必详细审慎,不可轻易树立新的法度,以防不合人情,以后难以更改。自身要保持检点清白,一定不能轻易与人交往,以防一有沾染,行动受制于人。

不仅仅是贿赂可以玷污一个人,如果喜好技艺,那么就会有从事占星、医术、卜筮之人投其所好;如果爱好稀奇的古玩,那么有人就会将古书奇画送给他;如果爱好花卉,那么有人就会以奇花异草打动他。嗜好一旦偏离,就会掉人陷阱之中,即使是切磋诗文的交往,也有改变情操、败坏事情的,因此不能不谨慎从事。

郑端(1639-1692),字司直,清直隶枣强(今河北枣强)人。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曾官江南巡抚、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著有《日知堂文集》《政学录》《朱子学归》等。

为官理政以多问明察为第一要务。这是尧、舜治理天下的高明之法。现在的人耳目闭塞,只凭借一人的判断,以为宁可错谬也不询问他人,担心那样会犯没有主见的错误,真是可笑。这是遇事不能追求事情本原的缘故。自己的内心如果明白,就会从各种议论中选取最合乎实际的意见,自然不会有偏听偏信的失误。心中一旦有愚昧和阴暗,即使询问封疆大吏和普通百姓,尚且不能自己决断,更何况一个人独断呢?所谓独断者,首先要集中各种谋略。谋略不集中众人的智慧就不会精当,决断不由自己则不会有结果。

尹会一,见第58则。

凡是为官理政之始,不可仅凭一己之见就设立法令规条。虽然这些法令规条曾经在一些地方实行过,也恐怕变易了地方而与当地风俗不合。假如违背人情而强行实施,最终必将是格格不入。如果由于难以推行而中途改变,以后再有命令,人们便不再信任了。因此,开始理政之时,不如一切照旧而行。如果运转顺利,何必要改变呢?或许个别条目不便推行,要详细观察而慢慢地变更。人们只见上下相安,而全不知其何以相安无事,不也很好吗?故而君子根据当地习俗以实施教化,详察失误然后采取预防措施。

陈宏谋,见第15则。

面对政务必须善于思考。周密思考就会有收获没有损失,不周密思考就会既有收获也有损失。这就是《左传》所说的政务如同农民种地一样,需要日日夜夜的上心思考。

袁守定,见第16则。

树立法度应先讲求其可行。如果不讲求其可行而冒昧地实行,或者受成例所制,或者受能力所限,或者违背人情,或者背离当地风俗,其法度最终无法实行,白白增加一番搅扰。

方大浞(1821-1886),字菊人,清湖南巴陵(今湖南岳阳)人。

咸丰五年(1855)以诸生起家军旅,授广济(今湖北武穴)知县。累迁宜昌知府、直隶布政使、山西布政使等。著有《蚕桑提要》《农桑提要》《捕蝗纂要》等。

朝廷设立官职,全是为了百姓。只要对百姓有益,不妨碍公事,那么无论是宽和严,无论是水和火,都可以作为仁政。不能依据百姓的需要而使他们得到利益,那么用刑罚辅助教化足以产生弊病。如果偏执己见,到处获取虚名,不把百姓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情,不把百姓的想法当作自己的想法,恐怕严苛与宽纵的罪过是相等同的,好事比耽误事情危害更大。

刚毅(1837-1900),他塔拉氏,字子良,满族镶黄旗人。历官江西按察使、山西巡抚、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

凡事规划谋略尚未详细全面时一定不去轻率推行,利害还未悬殊时一定不随意改变。如果要拯救以往积弊,必须深究产生积弊的原因。如果是当世的弊病,只对这个时期加以治理;如果是法规产生弊端,就要将法规全部革除。这样又要根据新法来校正旧法,就要长远打算,考虑困难。如果知道弊端应该革去,而所作所为不能把握问题的根源,知道事情简单可以去做而不能把握其要领,那么旧患没有消除,新的灾祸又重新滋生,为了医治腿病反而使腿萎缩,问题辗转加剧。这些都是用一种弊端代替另一种弊端。而且,喜好革除弊端,而不能推究其终始,令下之后欺诈随之而起:法规难行而违背众人意愿,则法规出台奸诈随之出现。只有视当地习俗以实施教化,详察失误然后采取预防措施,才可以使政事与时世相协调。

刚毅,见第78则。

夫谋远似迂,人皆忽而憎之。盖因其无攻身之急,无旦夕之验故也。今之百官莅任,求其功也速,责其过也备,非养交饰誉以待迁,即容身免过以待去,自非忧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怀苟且之计。既不肯为十年之规,况万世之虑乎?

谋划长远好像迂拙,人们都轻视而且厌恶它。这是因为它没有危害自身那么急迫,没有马上应验的缘故。现在的官员主政,讲求迅速建功,责备其过错也很严厉,不是结交朋党、谋取名声以等待升迁,就是保全自己免于出错以等待调离。这些并不是忧国忧民、公而忘私之人,大多数是怀有得过且过的想法。既已不肯做十年的谋划,更何况去做长久的思考呢?

刚毅,见第78则。

唐代人崔郾曾经在陕西为官。当时,他的为政风格以宽松为主,甚至出现了一个月里没有鞭笞过一个人的情形。后来,他出任鄂岳观察使。在鄂州,他一改在陕西的为政风格,实行严刑峻法,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他的宽宥。有人对此感到不解,就询问前后宽严截然不同的缘故。崔郾说:陕西土地贫瘠,百姓穷苦,我尽力去安抚惟恐不及。而鄂州土地肥沃,民性彪悍,又夹杂着蛮夷的习俗,不用威猛之政,根本无法得到治理。这就是所谓的政贵知变。

北宋时期,浙江人滕元发曾经担任郓州(治在今山东东平)知州。当时,淮南、京东一带发生饥荒。滕元发考虑到,这两个地方发生饥荒,饥民很可能将涌至郓州,这样就容易引发瘟疫等疾病。为此,他事先出城详细察看,找到了一片废旧营地,非常适合安置饥民,于是便召集人夫连夜行动,在一晚上的时间里,就用芦席、茅草搭建起临时房屋两千五百多间,水井、火灶、器具等也都全部备齐。后来,两地的饥民果然蜂拥而至。正是由于滕元发的事先预防之举,才使得五万多饥民得以存活下来。

一参见[明]杨昱《牧鉴》卷一。《流移九》北宋时期,浙江人滕元发曾经担任郓州(治在今山东东平)知州。当时,淮南、京东一带发生饥荒。滕元发考虑到,这两个地方发生饥荒,饥民很可能将涌至郓州,这样就容易引发瘟疫等疾病。为此,他事先出城详细察看,找到了一片废旧营地,非常适合安置饥民,于是便召集人夫连夜行动,在一晚上的时间里,就用芦席、茅草搭建起临时房屋两千五百多间,水井、火灶、器具等也都全部备齐。后来,两地的饥民果然蜂拥而至。正是由于滕元发的事先预防之举,才使得五万多饥民得以存活下来。

一参见[明]杨昱《牧鉴》卷一。《流移九》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为官执政,应敢于担当责任,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不断创造新的业绩。本篇所选官箴,或提倡心诚尽职,或提倡兴利除害,或提倡志在必为,或提倡须有担当,对鼓励各级官员不断创造百姓满意的实绩有很强教育意义。作者不详。

凡处理政事,敢于坚持正义,制止图谋私利,要取法弈棋,反复思考,谨慎从事。这样,小人就会畏惧,不敢胡言乱语以免惹人厌恶。

作者不详。

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饰,粪土垒成的墙不能粉饰。现在汉朝继承秦朝之后,社会状况就像朽木、泥墙,虽然想治理好,却没有什么办法。法令一颁布,奸邪就接着发生,命令一下达,欺诈就跟着兴起,好像用热水去制止水沸,抱着柴草去救火,情况只能越来越严重,没有任何益处。我将其比作琴瑟声音不协调,严重的必须解下弦线重新安上,才可以弹奏;治理国家而政令施行不畅,严重的必须加以改革以至变更政令,才可以治理。应当改弦更张而不改弦更张,即使有技艺高超的乐工,也不能使琴瑟的声音变得和谐;应当改革而不改革,即使有道德才能都很出众的贤人,也不能使国家得到很好的治理。所以汉朝得天下以来,常想好好治理国家,可是到现在还没治理好,问题就在于应当改革而没有改革。古人说过这样的话:站在水边想得到鱼,不如回家去编织渔网。到今天,国家建立并希望治理好已经七十多年了,不如退一步推行改革,推行改革国家就能得到良好的治理,国家得到良好的治理,灾害就会一天天消除,福禄就会一天天到来。

班固(32-92),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

曾官兰台令史、校书郎等,还曾随行出击匈奴,任中护军、行中郎将事等。著有《汉书》《白虎通义》等,后人另辑有《班固集》。

今天自最低级官员以上,谁不知道做县令的艰难?既然知道它的难处,就应当专心致志,早晚多加思虑,除了地方政事之外的其他事情,一丝一毫都不可留意,比如音乐、女色、饮酒、宴会之类不急迫的事务,应该全部除去。因为人的精力有限,沉溺于音乐、女色、饮酒、宴会之类活动之中,精力必然会衰减,意气必然会昏沉,身体必然会疲倦,虽想勤于政事,但精力不济,所以政事必定废弛,而胥吏得以趁机上下其手,大行欺诈之事。昔日刘元明为政天下第一,问他是什么原因,也不过是说:每天吃一升饭,不喝酒,这是做县官的第一良策。

这句话说得太正确了!

陈襄,见第34则。

有实绩必然会有名声,虚名骤然聚集,诽谤的言论也就会随之而来。做官有想猎取虚名从而觊觎好官职的人,人民本来安静无事,却一定要兴造事端、改变旧规,以此希望上级官员知晓:奸诈狡猾的人应当加以惩治,却一定要枉法给予庇护,以此取悦小人的心意。以至于整修装饰驿站,重金贿赂过往的官员,甚至做出一些奇异偏激、违逆常情的事。对外想钓取君子的名声,而内心实际上连市井小人都不如。这样的心思一起,那么从早到晚之所以忙忙碌碌,无非是为了猎取虚名,给百姓带不来丝毫的实际利益。这样的人,不仅虚名得不到,还会被有识见的人士所讥笑。他们难道不知道官职升迁本来自有一套规矩,怎么可以通过沽名钓誉而获得呢?是是非非,时间久了自有定论,关键是自己应当尽职尽力,使人民能得到实惠就是够了。

陈襄,见第34则。

当官的人,前辈们大多不敢求上级官员写荐章,只是尽心尽责做好本职工作,以此来求得知遇。心诚尽职,虽然没有求得知遇,可也距离得到知遇不远了。没有先学养育孩子然后再嫁人的女人。当官的人遇到事情,能够把这一点放在心上,很少有不成功的。

吕本中,见第7则。

治理政务如同治理家庭,古人曾有这样的训诫。一个家庭的事情,无论缓急巨细,都应当知道,有不知道的,就有治理不当的地方。况且治理百姓的官长,担负着众多责任,如学校,如驿站,如仓库,如监狱,如田间水利沟渠,如桥梁堤坝,主管的事务非常多。作为官长,相时度力,有损坏的加以修补,有污垢的加以清洁,有堵塞的加以疏通,有欠缺的加以补充,以前所没有的加以经营。如果说:那些事不加修治,和我有什么相干,我很快就会卸任他去,为什么要自讨苦吃?这种念头一旦萌生,各项事务就都没有治理好的希望了。前辈人说:公家的事务,有一丝一毫没有尽其心力,就是苟且领取俸禄,会得罪上天。

张养浩,见第8则。

古代从政的人,自己不辞劳苦,而把安乐留给百姓。现在从政的人,自己享受安乐,而把劳苦留给百姓。自己劳苦人民就会安逸,自己安逸人民就会劳苦,这是必然的道理。惧怕自己一人劳苦,从而使全境的人民不得安宁,仁人君子,忍心这样做吗?昔日子路询问为政的道理,孔子告诉他说先之劳之,无倦。呜呼,这真是万世为政的格言啊!

张养浩,见第8则。

按照旧例,辖境内如生了蝗虫,当地官长必须派快马迅速向上司报告,略微延误,就会获罪不轻。然而,当地官长也应该察看蝗虫的大小、多少、造成危害的轻重,如果匆忙报告,上级各方面的人员聚集在一起来考察灾情,当地官长要供设帷帐安排接待,还得向百姓征索各种物品,弄得全境扰攘不安,这种危害反而要超过蝗灾。如果蝗虫还不多、还比较小,地方官长就应该率领百姓全力消灭蝗虫,不必因为这种小的危害未加消灭而为百姓带来大的灾害。所以,当官的人一定要先勇敢地承担起责任,而后才可以有所作为。

张养浩,见第8则。

人民的祸害如同炎暑,人民的利益如同清风。官吏的职权如同祛暑的扇子,要去除弊端,兴办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没有太阳就不要再做遮蔽的事情,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就不要加以损害。兴利除害,只要有便于人民,就要去做。

吕坤,见第69则。

古代在百姓之上为官的人,治理一邑就要担负起治理好一邑的重任,治理一郡就要担负起治理好一郡的重任,治理天下就要担负起治理好天下的重任,从早到晚地思索如何进行治理,夜以继日地处理各种事务。一件物品没能安置好,就没有时间安稳睡觉;一件事情没能做好,就没有时间安心吃饭。限于自身才能的人力求尽最大的努力去做,限于环境形势的人力求尽量做好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这样,才不会愧对皇帝的付托、百姓的期望,然后享受皇帝给予的福气、百姓给予的俸禄,就可以泰然处之而没什么歉疚,反过来哪怕没做好也没什么愧疚。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享受的俸禄超过了所取得功绩该得的回报,君子以此为耻。

吕坤,见第69则。

天下的祸患没有比说苟可以就停止再大的了。养成颓靡不再能振作的习气,形成积重难返的形势,都是因为苟可以三个字造成的。所以贤德的人修养自己的身心勤奋自勉不敢停歇,治理人民不断鼓舞自己不敢厌倦,不会因为没事废掉常规,也不会因为没有害处就忽视小的过失。这不是多事,也不是喜欢劳累,是真正认识到天下的事情,勤于考虑未必出现的祸患,尚且会出现很多因为意外发生而令人懊悔的事情;怀有非常过头的思虑,尚且会留下不及补救的忧患;一开始就小心谨慎地进行谋划,也不免在事情结束时还会出现怠惰的毛病。

吕坤,见第69则。

朝廷设官立职,本是为了让我依从人民的需要进行治理,而不是强迫人民来服从我,所以说从心所欲而政以治,又说使民心同一而天下大治。只是纳粮不能任百姓逃欠,奸恶横暴的人不能任其恣意横行,本身的职业不能任其懈怠涣散,风尚习俗不能任其不淳朴敦厚,就这样罢了。至于一切举动,一定要先与有识见的士人商量,再与平民百姓商量。一定是众人都说应该做的,然后再推行;一定是众人都说应该革除的,然后再改变计划。还要权衡所做事情的利害大小,考虑事情兴废从始至终的过程。如果本意虽是爱护百姓,但做事不合乎人情,就会违逆众人的意愿从而招致祸端;内心出发点是好的,但不了解事情的发展形势,就会贸然采取行动从而给百姓带来困扰。或者相信风水祸福等迷信的说法,动辄就大兴不必要的土木工程,不考虑百姓从事生产的劳苦;或者因一两个人奸猾隐匿土地,便在全县清丈土地、均平赋徭,又会滋生无穷的弊害。诸如此类的事情,不可详尽叙述。

吕坤,见第69则。

凡是做臣子的,应该崇尚施政的实际效果,不应该追求虚名。追求虚名的人,他的行为必然矫饰,他的心意必然轻浮,只要取得一时的声誉称道,便不再顾及他的言论和行事是否妥当了。推本求原看他的内心,以为我发之于言,行之于事,只要可以展示我的志向,成就我的名声,就是够了。至于一定可以看到施行,一定可以流传永久,则都遗留给君主,而与他无关了。假使每一个人都怀有贪图虚名的心,则国家要办的实事又将依靠谁呢!百姓是悲哀是喜庆,不相关心,好像秦国人看越国人的肥瘦,冷冷淡淡毫不用心,这难道不是大大的不忠吗!

王永吉,见第13则。

贤能的人当官做事,不会计较事情是困难还是容易,所计较的是是非。而是志在必为,所以一旦做事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小人当官,无功受禄却不时图谋私利,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常常避开会伤害到自己的事,而趋就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事,这样的人得到任用一定不会做成什么事情。趋就能带来好处的事情而好处未必得的到,避开会伤害到自己的事情而伤害未必能免去,事情往往如此。

陈宏谋,见第15则。

地方上有益的事情和存在的弊病,明明知道应该兴办、应该革除,不肯出面担当起来,只是把它推卸给继任的官员,贪图一时便利,而不从长远考虑。算过错。

集解:天下的不公,不足以伤害公理,而矫正不公过头带来的不公曾经为患很深;天下的弊病,不足以妨害政事,而纠正弊病过头而造成的弊病曾经影响很大。所以处理事情应当深思熟虑,审慎处理。深思熟虑能知悉事情的具体情况,缓一缓慎重处理能处理得当。如果明明知道应该兴办、应该革除,而不肯担当起来,这又是驽钝没有作为的人。所以算过错。

张鹏翮(1649-1725),字宽宇,又字运青,清四川遂宁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曾官两江总督、河道总督、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等。著有《圣谟全书》《奉使俄罗斯行程录》《河防志》等。

隋人鹏(1703-1738),字扶九,号芸阁,清山东莱西人。雍正五年(1727)进士。曾任四川学政、侍讲、河南按察使等。著有《华萼堂文集》《四书讲义》《豫省前烈考》等。

一个人为官一方,就受到一个地方人民的托付,一定要为人民出力,自强不已,这样才不会给人民带来苦难。如果贪图安逸,不思进取,案头文书堆积不办,那么守候在宅门外面等待继任命令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了。张子韶担任签书镇东军判官时,曾在墙壁上题写道:此身假如闲暇一日,百姓就会遭受无边的痛苦。我认为,假如偷安一刻,那么百姓就会遭受一刻的拖累,哪里要等待一天呢!

袁守定,见第16则。

嗟乎!勤勉的道理很难说清楚啊。急于求治的官员,毛病在于性子急躁,就像人走得快就走不稳,时间久了必然会跌倒,所以勤勉的道理贵在循序渐进。一鼓作气的官员,毛病在于行动过猛,弩弓射出的箭到了射程之末连细绢也穿不透,难以为继,所以勤勉的道理贵在持之以恒。循序渐进,就会相机处理政事,就能做到事事都符合条理:持之以恒,就会心态平和,神清气爽,精力充沛,就能长久坚持而不倦。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要时刻牢记这句古话啊!

汪辉祖,见第18则。

一个人有才学、有见识,就可以治理有方了。但才干贵在于练通达,见识贵在通晓事理,遇到彼此习尚不一样、现在和过去形势不同的情况,尤其需要相度时机,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筹划出适宜的办法。

如果自恃才能、见识有余,独断专行,自以为是,最终肯定不能治理好。如同医生用药,如果不知道根据切脉情况加减药方的搭配,只是一味抄袭成方,那么即使是人参、黄芪等名贵的滋补药材也能置人于死地,这与砒霜造成的后果没什么不同。

汪辉祖,见第18则。

地方上兴利除害方面的事情,执掌政权的人不加以留心的话,还有谁能够负此责任?所以安抚施惠民生,拯恤人民疾苦,称得上一时暖暖的恩情。做到这一点需要时机,也就是要看能不能推行兴利除弊的措施,如果能够推行,那么给地方留下的恩泽是很深厚的。然而,要兴利除弊,一定要详察当地的情况,斟酌采用适宜当地习俗的措施,不能鲁莽行事,自以为是,从而受到人们说你好事折腾的讥讽。这是要深加警惕的。

金庸斋,生平不详。曾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任广东惠州同知.

兼署连平知州。

办大事必须敢于承担责任,必须将功名置之度外。如果不敢承担责任,必然耽误事情。如果不将功名置之度外,必然不肯承担责任,也必然不敢承担责任。

方大浞,见第77则。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志在立功立德的好官,要有为国为民的济世情怀。与民同甘共苦,务实为民办事,公道处理众事,心底无私、襟怀坦白、知行合一。本篇所选官箴,或提倡治官莫若平非诚信无以取亲于百姓。或提倡抱公绝私持公去私,或提倡勤政亲民秉法爱民,为官做人,当知而鉴之,信而持志。班固,见第82则。

我听说:善于做官的,遵循法令办事,使百姓得到好处;不善于做官的,歪曲法令办事,使百姓受到损害。这是怨恨产生的根源啊。整顿官风,没有什么比公平更好的;面对财货,没有什么比廉洁更好的。清廉和公平的操守,怎么也不能变易啊。掩盖别人的长处,这就是埋没人才;宣扬别人的短处,这就是小人。不是在内部互相规劝,而是在外面互相诽谤,便不可能亲近和睦地相处。说人家的长处,就好像自己具有的长处一样;说人家的短处,就好像自己受到别人的攻击一样。所以有道德修养的人,无处不戒慎恐惧啊。

作者不详。

《诗经》上说: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所以尧战战就就地每天施行他的治国之道,舜小心危惧地每天尽他的孝道,做的好事积累多了,自然名声显达,德行彰著,自身也受人尊重,这就是渐渐光大渐渐昌盛的道理。一个人连续不断做好事,好像一个人每天悄悄生长,而人们不易知觉;连续不断做坏事,好像火的消耗灯油,而人们不易发现。不是明晓情性、洞察世俗情况的人,谁能够懂得这种道理呢?这就是唐尧、虞舜得到美名,夏桀、商纣却使人恐惧的原因。

班固,见第82则。

为官者要明察事理,处理政务要公平,为人处世要清廉。清廉就不会有私欲,公平就不会委曲己意奉承上级,明察就能端正风俗。这三方面都具备了,然后就可以去治理所管辖的百姓了。一个人具备了这三种品质,并且尽心尽力去做,努力推行政策法令,没听说不能管理好百姓的。

马融(79-166),字季长,东汉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

少有俊才,博通经籍,历任校书郎中、南郡太守。注有《孝经》等。

明人辑有《马季长集》。

人之常情喜欢诚实守信。诚实守信的人,他的内心就容易被人了解。所以孔子说:君主有诚信,臣下就容易办事;臣下有诚信,君主就容易了解。不诚实守信就无法得到君主的欣赏,不诚实守信就无法亲近百姓。所以上下诚意相通,就彼此默默信任而不会相互猜疑;上下诚意互不相通,即使距离很近也互不信任。

武则天,见第30则。

崇尚德行的人,必定厌恶凶狠危险的人;做事公正的人,必定没有不正派、善用巧言献媚的朋友;保持廉洁的人,必定憎恶贪图财利的朋党:讲究信义的人,必定痛恨马虎草率的人。

陈子昂(661-702),字伯玉,唐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人。开耀二年(682)进士。上《大周革命颂》,为武则天赏识,授麟台正字。

后迁右拾遗。存诗一百多首,为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有《陈子昂集》。

做官的要领,正直而不招致灾祸,谦和而不伤害礼义,全在人们仔细斟酌它,做事追求合乎道理,而不是出于私心专为自己着想。

当官做事,应当致力于实处。像涂改文书,往回更改日期,重新变更画押之类事情,万一败露,罪行反而加重,也不是持心忠诚不欺瞒君主的为官之道。各种奸诈虚伪,不如一个实字;反复多变诡诈,不如从一开始就小心谨慎;防范怀疑别人,不如自己谨慎;智谋周密,不如简省事情,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

吕本中,见第7则。

我不曾松懈谋取私利,可是有人会从这方面怀疑我,这一定是由于我在公务中有不公正、不勤勉的情况,从而招致他人的怀疑;我不曾贪污滥用职权,可是有人会从这方面怀疑我,这一定是由于我在公务中有不廉洁、不正直的情况,从而招致他人的怀疑。如果处理一件事让人怀疑,那么以后无论处理什么事都会招致他人的怀疑;如果他人有一天怀疑我,那么以后将会时时怀疑我。遭到他人的怀疑,就是我知道了,尚且不易辩解,更何况他人不一定会把怀疑我的事告诉我。怀疑我的人和事很多,纠结在一起四处传播,一旦传到上级官员那里,造成的后果和祸患难道还小吗?所以君子在嫌疑是非之中,应该在苗头出现时就正视它、解决它,尽力避免嫌疑。假如说我持心公平正直,对上对下不产生愧疚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提心吊胆远离嫌疑分辨自己的行为,让他人了解呢?只怕将来如果会后悔,必定是从不远离嫌疑之地、不辨别是非痕迹开始的,如果真的不远离嫌疑之地、不辨别是非痕迹,那就噬脐无及了!

胡太初,见第46则。

官位没有重要不重要,只要才能与其职位相称,并能实现其理想就是重要的。国家给的俸禄无所谓丰厚与菲薄,只要享受起来内心不觉得。惭愧就是满意的。如果德行浅薄,才干平庸,非分得到高的职位,不能满足百姓的期待,不能抑制士人们评头论足,即使不会遭遇重刑,也会冈才不称职,祸患潜伏下来,在当时遭人们嘲笑,死后也会遗臭万年,这样的高位对我又怎么样呢?这正如孔子所说的用不合乎礼义的手段得到富贵,那些富与贵对我来说就如同天上的浮云,孟子所说的万钟的俸禄如果不辨别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它,这万钟的俸禄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做一个儒学教官,在庸俗的人看来是清苦闲散的,而在有修养的人看来,是一个有清誉且重要的职位。不惶恐不惭愧不怨恨,把自己好的地方教给别人,为国家培育贤才,没有比这更荣耀的了。放弃儒学教官而去担任紧要繁重的职位,理想能行得通吗?才能能够称职吗?能让百姓得到好处吗?能够扬名于当时吗?如果这四样都得不到,一心去求荣耀,反而会得到羞辱。

胡祗通(1227-1295),字绍闻,号紫山,元磁州武安(今河北武安)人。曾官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荆湖北道宣慰副使、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江西浙西提刑按察使等。著有《紫山集》。

把官物当成是自己的东西一样看待,把公事当成是自己的私事一样来做。宁可得罪自己的上级,也不去得罪百姓。

脱脱(1314-1355),字大用,元蒙古蔑里乞氏。幼为伯父伯颜所养。后伯颜专政,参与罢逐伯颜。官至同知枢密院事、中书右丞相。任相时,废伯颜旧政,雪冤狱,复科举,一时被誉为贤相。曾任都总裁官,主编《辽史》《宋史》《金史》。

用投机取巧去获得富贵的,一定要垮台;以追求钱财为家风的,必然招来祸患;凭借权势去欺压别人的,就会招致羞辱;自以为很安全而放松警惕的,难免会遭受危难;仗恃有学识而自我陶醉的,必定会受到束缚;凭行迹自满自傲的,定然是浅薄虚伪的。这是六种坏毛病。与人慈爱则和睦,节俭则用度充裕,勇敢则善于决断,思虑明晰则谋虑深远,包容则能集合众人,这是五种美德。改掉六种坏毛病,践行五种美德,才能够有所作为。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又号玄真子,明浦江(今浙江浦江)人。元末隐居山中读书。明初应召任江南儒学提举,曾官翰林学士、侍讲学士、学士承旨等。曾充总裁官,修《元史》。著有《宋学士文集》《龙门子》《浦阳人物记》等。

以正直涵养内心,以廉洁约束自己,以忠诚事奉君王,以恭敬事奉尊长,以信义接人待物,以宽厚接待下属,以恭敬处理政事,这是当官的七项要诀。

薛碹,见第68则。

人生天地之间要有志节气概,施惠于百姓,抛弃荣华富贵,留清白于后世。这是做官的四种美德,是做官的人应该追求的。

依仗威严的气势压制别人,凭借结交权贵报复私怨,接受贿赂为人办事,泯灭公平正义之道以经营自家。这是做官的四种恶行,会殃及后代。

百姓饥无可食,而自己有粮有肉,就像吃着害人的苦菜;百姓寒无可衣,而自己穿着皮衣,就像身披荆棘;百姓愁怨,而自己鸣乐听唱,就像听着嘶哑的啼声:百姓劳苦,而自己安静闲适,就像自己身患疾病。既然说州县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官,就应当与百姓同甘共苦。如果对百姓的疾苦毫不关心,这与路人有什么两样?

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到处横行霸道,欺压贫弱百姓,而贫弱的人忍气吞声;人多势众的会到处泄愤,而孤苦的只能关门闭户;有智巧的人善变,老实的人易受欺骗:有权有势的人懂得买通关系,贫弱的老百姓只能垂头丧气。因此,官府的圆滑宽柔,会助长坏人的嚣张气焰,引起善良百姓的担忧。大自然如果没有雷霆霜雪的天气,万物也不会枝叶茂盛开花结实。

公私两字是宇宙的人鬼关。如果从朝堂到乡间,人人都把持住了这个公字,便会天地清朗,人间安宁,政治清明,诉讼平息。只是一个私字,扰乱得不成个世界。

当官时不担心听不到奉承的话,怕的是没有规劝的话。百姓即使心里怨恨诅咒,也无法迅速听到,等到离任的时候,一个官员是好是坏立刻就区分清楚了。如果老百姓有留恋不舍的声音,就是一个好官。如果不是好官,离任时人们会跑到大路上庆祝,即使这人是升官离开,也堵不住百姓的嘴。如果是因为其他原因离任,恶言责骂随处都会有。离任交接办理需要时间,这期间没有人愿意给他提供寄居的地方。所以权力握在手中,应当时时考虑到会有离任的那一天,自然就不敢得罪黎民百姓了。

汪辉祖,见第18则。

治理百姓是没有现成章法可循的,而是以施政者的实际措施为准。

如果当官的人能把爱护百姓的真心,变成爱护百姓的实际措施,那么采取正当措施使人活下来称为仁,采取正当措施杀掉该杀的人也称为仁。不然,姑息迁就者会纵容奸邪之人,刚愎自用者就会恣意妄为,追求名誉者必定会屈从他人,躲避嫌疑者就只会考虑自己,内心缺乏诚意,哪里还能进行治理呢?如果当官的人心地不能先光明正大起来,那么进行治理的各种手段只能是装饰了。当官的人假借爱惜百姓的名义,而滋生、助长虐待百姓的弊政,这怎能算是百姓的父母官呢!所以,为官施政要以有爱护百姓的真心为首要,更要以心地清净无私为根本。

汪辉祖,见第18则。

一件事肯定不能去做而上司要去做,一件事应当去做而上司阻挠,如果你确实有特别的见识,就一定要如实陈述自己的意见,即使遭到斥责也不要计较,等待上司息怒之后再反复陈述。上司也没有始终固执己见的。

像这样处理几件事后,或许就能够得到信任。倘若一味曲意奉承,即使当时会得到重用,但最后必然会让上司鄙视,千万不要这样做。

徐栋,见第20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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