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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读后感(篇1)
读《读城记》有感
《读城记》分别介绍了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成都、武汉、深圳七座城市。然而，让我好奇的是，易中天教授对这些城市有不同的称呼。后来，经过仔细阅读，我知道这是由城市的性质决定的。
北京称作城，上海称作滩，广州称作市，厦门称作岛，成都称作府，而武汉竟是由武昌、汉口、汉阳三个镇组成的“镇”，以前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呢！最后则是特区深圳。每个都形容得多么贴切！
我一拿到这本书，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目录，看看有没有我的家乡成都。果不其然，有！然而后来我在看“新版后记”时才知道这个版本是修订版，成都和深圳是增加进去的。
于是我想：为什么之前没有成都？然后我又后过头来看了一遍“成都府”，最后一节中提到“成都人能不能活得悠游自在的同时，又有更多的积极进取呢？
”的确是如此，许多成都人都太满足于现状了，没有广州人那种“生猛鲜活”，拼劲儿和冲劲儿。
第一个介绍的自然是首都北京。我想易中天教授最爱的就是北京了吧！他是厦门大学教授，但他介绍厦门时，只使用了四个部分，是所有城市中最小的，但北京使用了九个部分！
足足是厦门的两倍有余！而且最后一节的标题竟是赤裸裸的抒发感情——“我爱北京”！这又使我想到了后来他用北京和上海对比。
他说：“中国人都说我爱北京，但不说我爱上海，只说我喜欢上海。如果说我爱上海则显得奇怪了。
”想想也是这样，中国的首都是北京，爱北京就是爱中国！哪个中国人不爱国呢？
后来几个城市里印象最深刻的是广州。其实我有点讨厌广东人。因为他们的饮食习惯很恶心。
比如吃胎盘汤、活老鼠、猫、狗、果子狸……而吃猫是我最不能接受的，猫是我的最爱，一想到可恶的广东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而去残害它们我就觉得很生气!虽然广州人的饮食习惯我永远也不可能接受但他们的生猛鲜活值得学习。
易中天教授在介绍每一个城市时，都说利弊得失，客观真实。但我觉得毕竟是解读一个城市，需要太多太多的时间，不可能在某个城市住几年就能了解的。其他城市暂且不论，就说说成都吧，还是有些不符合实际的地方。
比如成都的出租车司机，他们不喜欢和自己说话。他们也非常愿意和乘客交谈。
最后，我还是要说：“《读城记》值得一看！”
城记读后感(篇2)
易中天教授的书，每本细细品读来都意味深长而又不缺乏灵动鲜活，其中。《读城记》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足不出户的人可以从中体会那读万卷书若行万里路的感受，走南闯北的人更需要读它亿遍，来尽情融入新的城市中。
书中共写了七座城市，一开头就是北京城。北京--中国的首都，是政治商业的腹地，也是历史文化的沉淀之地，在这里有名副其实的现代化设施，也有货真价实的人文古迹，特别是胡同和四合院，处处都洋溢着北京人的乡土情结。北京，是一座古老而又鲜活，博大而又精深，迷人而又神秘的城市。
接着又写了上海滩，相对于北京的沉稳安静，上海是海外贸易的重要地区。与外国文化的交融，使上海成了世界瞩目的大城市。旧上海的迷人，歌厅、舞厅、雪花膏，夜上海使这里成为了许多艺术家的向往与聚居之地。在国人的努力建设下，上海以十分惊人的速度发展，成为冒险家、革命人士所痴迷热衷的港湾，也是全国最大的金融商贸工业和航运中心。
易中天先生把里面一个个地点、一段段时期的景象绘声绘色地记录在书里，使你在书中也能领略到一二分上海的魅力。接着，易中天教授又写了鲜活灵动的广州，魅力温馨的厦门、豪迈奔放的武汉以及意气风发的深圳，为我们展现了各地的自然与社会美景。
记录一个城市，当然少不了记录这个城市的人。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城市的风俗都孕育着不同的人的性格和品质。易中天先生用他那双聪慧的双眼，看透了每一个地方人的善良的一面。北京人有着外强中干的性格、高尚的人格理想和高雅的审美观念，他们热爱生活，坦诚做事，不愧为首都的代表。
上海人有着灵活的头脑和准确的志向与价值观，他们精明、讲究、追求高的生活品味与生活质量，但也不乏一些缺点，算计、小气、自私充斥着他们的灵魂。所以在读易中天先生的作品时，也会反思自己的不足，找准自己的特性来做出改善和提高，这也是正是这本书意味深长的所在之处。印象最深的就是武汉人的直爽，在书中记叙到一到盛夏之夜，武汉的街头巷尾便摆满了竹床，男赤膊女短裤，睡满一街，成为武汉的一大景观，可见，武汉人的那股子爽朗与坦诚已融入他们的骨子中去。
城市中真的隐藏着许多我们未知晓的有趣故事，如果你想足不出户就遍览全国的风土人情，就去细细品读《读城记》。
城记读后感(篇3)
一次偶然，整理儿子的书架，随手翻到一本易中天教授的《读城记》，竟一下子被吸引了。读了易中天教授的《读城记》，让我觉得的确是一本饶有趣味的书。走南闯北的人不妨一读，足不出户的人更可以细读。
走南闯北的人读它，因为自己对某个城市已经有了印象，再听听易教授的说法，不禁津津乐道、忍俊不禁；足不出户的人读它，等于跟着易教授去旅游，长了见识，见了世面。
一、 城市的魅力
《读城记》共写了七个城市，从目录的标题上看，对各个城市的总结就很到位。易教授把北京称作为“北京城”。所谓“城”，就是古代的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大夫采邑。
北京曾经是辽燕京、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的京城。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是一座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体育、信息等中心于一体的功能齐全的城市。北京是名副其实的城。
是城就有城墙，有城墙就有城门。北京的气派是大，有容乃大。而且大气，是王者之气。
北京的胡同特多，而且起的名都透着一股乡土情结的亲切感。例如：米市胡同、毛坊胡同、盐店胡同、豆芽菜胡同、狗尾胡同等。
北京是一座古老而清新、博大精深、崇高而亲切、迷人而艰苦的城市。北京是全国人民向往的首都。
上海则称为“上海滩”。什么是滩？滩没有圈子，是一个开放的格局。
是滩，就很开阔，没有边际，气度非凡，海纳百川。上海自1843年对外开放以来，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发展，已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大都市。旧社会，上海滩的名声不好，被称作“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是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场所，但上海又是工人阶级最多最集中的城市。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金融、商业、工业和航运中心。这里也是文化精英和艺术大师聚集的地方。上海是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积淀的产物。上海一旦崛起，全世界都将刮目相看。
广州称作“广州市”。如果古都是“城”，那么商埠便是“市”。专门用来做交易买卖的地方，叫作“市”。广州商街林立，生猛鲜活，广州的活力让人惊异。
厦门是个“岛”。厦门岛的美丽闻名遐迩，“百样仙姿、千般奇景、万种柔情”。
成都是“府”，而且是“天府之国”。这里一马平川、良田万顷、草木常青、渠水长流。物产之丰富，生活之便利，更是首屈一指，号称“锦城”。
武汉为“镇”，“武汉三镇”。它由三座城镇组成——武昌、汉口、汉阳。武汉地理位置独特。这是一个两江交汇、三镇相隔、九省相通的地方。交通便利，文化底蕴深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深圳的称呼很特别，称作“深圳特区”。二十多年前，一位伟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于是产生了一个“春天的故事”。深圳很年轻，它充满着青春气息。
北京“大气醇和”，上海“开阔雅致”，广州“生猛鲜活”，厦门“美丽温馨”，成都“悠闲洒脱”，武汉“豪爽硬朗”，深圳“朝气蓬勃”，本书为我们展现出一幅灿烂辉煌的城市画卷
二、 人群的风采
读城，其实读的是人。一方山水养一方人。
北京人可贵的，是他们的贵族精神。所谓“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和高雅的审美情趣。贵族精神其实无关门第和血统，也无关身份和地位。
贵族精神多半是在优势的文化教育环境中熏陶出来的。北京是中国最大、最高贵的城市。当然，北京人会有高尚的精神。北京人有大气也有霸气。
霸气中又充满着官气和痞气。北京人幽默诙谐，会说话，会“侃大山”。有一则笑话：
北京的一个小伙子因为交通犯规，被警察扣住不放，情急无奈之中，竟冒出这么一句话：“您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结果围观者哄堂大笑，警察也只好放人。
上海人很聪明。决定做什么事是否划算，是上海人的价值取向。上海是个对外窗口，因此上海人在生活中时时处处讲究遵守法则。许多外国人认为，上海的政策是最合理、最平等、最具操作性的。
这也是上海最有希望的特点所在。上海人的生活质量是比较高的，上海市民在生活中讲究“小乐惠”。上海人爱说一句话：
“关侬啥事体”，这是一种“滩涂意识”，是个体独立人格的“不可入”和自由意志的“不可犯”。上海的人实在太多，所以上海人的活动空间很挤（比如说住房），其实上海人的很多毛病（比如说“小气”、“自私”、“惟我优越感”、谈恋爱非得“逛马路”都是被逼出来的。
北京人把所有的外地人都当作“下级”，而上海人则都称外地人为“乡下人”。这种情况现在已有所改变。成都人爱“摆龙门阵”。
摆，也就是“铺开来说”的意思。于是，摆龙门阵，非得上茶馆不可。有句老话，叫作：
北京衙门多，上海洋行多，广州店铺多，成都茶馆多。在成都人眼里，赚钱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人生的目的。应该抓紧时间享受生活，而不是抓紧时间赚钱。
钱嘛，够用就行了，享受生活则没有够，因为那要到生命结束的一天。成都的女娃娃嘴巴工夫好。你不留神踩了她的脚，她会说：
“咦，怪事，你是三只脚咋个？牛都过得倒你过不倒？”她要是踩了你的脚，也有说法：
“挤啥子挤啥子，进火葬场还要排队转轮子的么，瓜不兮兮的，出得倒门出不倒门？”你说是和她吵还是不和她吵呢？就连气候也影响着人的脾气和秉性。
武汉的天气冬冷夏热。武汉人的性格有一定的坚韧和残暴，有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仲夏之夜，武汉的大街小巷里摆满了竹床、男式无衫短裤和女式短裤，使之成为武汉的一道大景观。武汉人敢骂、敢哭，还敢打人。
在生命的劲歌里，武汉人坦诚、直爽、可爱、达观。深圳是全国惟一一座没有方言的城市。深圳有两个特点。一是这个城市的人很年轻。二是他们都说普通话。
三、 文化的传承
易中天教授在书中写道，读城，说到底是读的文化。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异，说到底，也就是文化的差异。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说得白一点，就是“活法”。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不同的城市也有不同的活法。这些活法，就构成了文化。读城，也就读人，读文化。
从历史和地域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两大体系。北方文化又称中原文化。具体来说，有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和**文化。再往远说，还应该包括西域文化、蒙古文化。
南方文化包括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云贵文化和闽台文化。上海，则是海派文化。其中，影响最大的四大文化是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和巴蜀文化。它们有不同的气质，风格和精神。它们既是对抗与冲突，又是渗透与融合。
弘扬民族文化至关重要。继承和借鉴每一个城市的文化遗产，必须在广泛广泛开发的基础上，理清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赋予其历史地位，提炼其精华，捡其糟粕，取长补短，更好地服务于现实。
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会使一个城市充满活力。只有敢于并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成果，城市才能保持活力。如果我们拒绝与其他文明交流，接受外来的有益事物，结果只能是停滞和落后。
城记读后感(篇4)
“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华”，这句诗有着种淡淡的忧伤，放在这个电影里仿佛是在哀叹着着420厂昔日的辉煌不在，物是人非的感觉。
这是一部几乎没有动作的电影诗，。唯一的情节只有语言，整个影片是一场穿插着诗文，意象，**，老歌的n人连续采访集。
我从不认为看电影能赶上潮流。我不太喜欢那些过于华丽和空洞的大片。我喜欢绚烂唯美，扑朔迷离的剧情魅力。他却偏偏不屑渲染，像个不善言辞的人在讲故事，所以我是在快进的情况下潦草地看完第一遍的，感觉很无趣，我不得不再继续地仔细的看第二遍，却发现贾樟柯的故事是动人的，虽然朴素，但很有哲理，前提是你能把他的话听完。
记忆中的几个人物在我的脑海里展开了一副绿灰色的画面，因为年轻的主人公的渲染，那就是画面变得诗意。我仿佛从420工厂碎瓦残墙的遗骸中看到当年的繁华，主人公们在自己的青春年代与420的繁华偶遇，之后一起老去。
大丽的故事使我伤心。她没有做错什么，但谁错了？是时代的错吧。
宋卫东的故事让我开怀大笑，看到了那个时代的青春宣传，也体会到了他话语中对青春的遗憾。
彭丽军的故事让我看到了这个小男人的毅力和对生活的乐观态度。
顾敏华的故事让我很难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可能是他自己造成的，也可能是自然造成的。我们不知道。
导演是个智慧的导演，他没有试图用虚假的画面描述当年的繁华，比起画面，被访者各自的表情和哽咽的言语中吐露的苍凉，更能牵出观者心中的那一声关于生命现实的叹息。
是的，感叹现实的生活，我想也许这就是电影带给人们淡淡悲伤的原因。社会不断进步，420家工厂的消失也符合历史潮流。童话的结局会是这样，每个人都会过上新的幸福生活。但现实并非所有的人都曾在420繁荣时期被高举云端。
乌云密布的那天，他们被天空抛落尘土之中。
我一直在想，如果他们在这个时候失去了420人，但仍然过着自己小家庭的幸福生活，那么会发生什么呢？也许他们会思念，但不会如此忧伤。但生活是残酷而真实的，有成长，有坚强，有幻灭，有珍惜，有被动，有思念，有抛弃，有失落，有窒息。
有时候幸福似乎只是昙花一现。它们被一种更强烈的不安全感所吞噬。在老百姓的平凡生活中，心痛是麻木的，这就是老百姓的生活。虽然有不满，但只要生活能继续，就满足。人生注定要受苦，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方式去对待，得到不同的结果，所以世界是多元的。
老一辈的人们发现这个世界愈来愈看不懂，中年人们苦苦挣扎着，动力是被寄予着满怀希望的下一代人。下一代人正在看世界，想象他们的未来。
齐秦唱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但我们知道我们要走下去。并且努力的走下去，正如影片里的主人公之一侯丽军说的那样，人有事做，老的慢一点。
所以我们该尽快找到自己要做的事，一边做着事生活，一边应付着人生路上的种种不公，心酸或无奈。
人生太短，怎么活都会有遗憾，而我们只是微笑，认真地活下去。
城记读后感(篇5)
2013331210045徐高庭
《城记》的城，指的是北京城。
2014年秋天我去了北京。在去北京之前，政治文化中心的形象，无数的胡同和古老的历史之都已被教科书的影响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去过之后，除了为故宫的庄严肃立，圆明园的凋敝残败而震撼，印象最深的就是北京的拥挤交通了。
即使高架桥林立，大多数时间，北京的车子都没办法跑的很快。
《城记》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规划、建设的历史。王军曾将这本书命名为《城祭》，因为它讲述的仿佛就是一本北京老城的死亡档案。北京古城在战争中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但在和平建设时期，它无法逃脱人为的破坏。
20世纪50年代以后，拆迁、破坏、建设成为北京的主旋律。而由政治原因和思想取向引起的规划问题，经过多年的考验逐渐显现出来。在王军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不断拆迁建设背后鲜为人知的悲欢离合；但一些古建筑正在消逝，现在它们只能在一个框架内回顾尘封的历史。
如今矗立的古建筑背后，是无数建筑师斡旋、奔走留下的遗物。
首都北京有五环，从内到外
二、三、
4、 五六环路没有一条环路。城区在五环以内，高速公路在六环附近。之所以有所谓的二环到六环，是因为北京长期以来是以旧城为单一中心，以新区包围旧城、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生长模式发展的，被建筑学界形象的称为“摊大饼”。
然而这种“摊大饼”的发展模式，显示除了一系列的弊端。
1.交通瘫痪
作为全市单一的中心，北京旧城长期承担着商业、办公、旅游等功能，大型公共建筑不断涌入，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中心区出现了严重的交通阻塞，北京市即着手建设城市环路，提出“打通两厢，缓解**”的口号。现在，北京已建成了二环、三环、四环城市快速路，五环、六环路的建设也已经开始进行，但中心区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疏散中心区的人口压力，多年来一直是北京城市建设的目标。1993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改变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的状况，大力向新区和卫星城疏散人口。可是，这项规划提出的目标与执行的结果，出现不如人意的反差。
由于城市的就业功能一直集中在中心区，很难实现有效的人口疏散。相反，由于规划以中心区改造发展为导向，大量房地产项目涌入老城区，人口密度也在不断增加。
2.环境质量恶化
同时，伴随着交通拥堵，中心区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空气污染是北京市最重要的污染问题。作为一个单中心的城市，北京的中心区一直高强度开发，高层建筑不断增多，阻碍大气流通，导致局部大气恶化，污染物浓度增高。
三。住房郊区化与生活和就业成本大幅上升
与市中心不断“聚焦”相对应的是住宅的郊区化无序蔓延。边缘群的主要功能是生存。为了就业，居民迟早要挤在郊区之间的交通中。在如此钟摆式的流动中，许多市民都要花很长时间奔走在家庭和单位之间，生活和就业成本难以降低，并使道路、公交等设施负荷运转。
同时，居住郊区化的发展模式也对市中心区的人口疏散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缺乏就业功能的郊区，很难吸引市区的居民，从而导致中心区建设与郊区发展相互掣肘的两难。
而如今，北京这种“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再继续。人口过快增长将加剧资源短缺。如水资源、土地资源。此外，生态环境、交通设施、能源等都制约着城市的发展。
北京规划市区1040平方公里，在其范围内，比较合理的分配是：建设用地614平方公里，其余426平方公里是保证市区有良好生态环境的绿色空间。北京市区人口规模以645万人为宜，人口过快增长将加剧资源短缺。
北京经过50年的建设，到1999年，市区建成区面积已达到490.1平方公里，市区人口达到611.2万人，其中人口规模已接近市区的环境容量。
这表明，北京城区不能再无限扩张。
北京市多通过架桥修路、控制排放等技术手段来加以解决，但是，技术手段只能解决某个技术环节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应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而最终造成的结果却是，这块“大饼”越摊越大、越摊越沉。建国以来，在这一规划布局下，北京的建成区扩大了4个
9倍，市区人口增加了近4倍。
然而在最初规划时，曾经有一个与之完全相反的规划方案，称为“梁陈方案”，是由梁启超和陈占祥前辈们共同起草的。
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许多垃圾等待繁荣。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是确定城市中心的位置。当时出现了两个对立的观点。一方主张行政中心应在旧城基础上发展。主要原因如下：
旧城本来就是政治中心，行政中心应该放在旧城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另一方面，梁思成、陈占祥主张在当时的西郊建立另一个行政中心。
梁思成和陈占祥的方案称“梁陈方案”，当年“梁陈方案”的反对者，提出的理由是，认为在旧城内建设行政中心，可利用原有的基础设施，因而是经济的。然而并非如此。
当时旧城的基础设施，排水系统多为明清时期留下来的，自来水、电力也只是在**时期初步发展，要对这些设施进行“利用”，，也必须加以改造或新建，同样需要花钱。事实上，许多办公楼进入后，基础设施已成为一大问题。
……事实上，时至今日，建设新区仍比改造旧城便宜。现在，北京市旧城区危旧房的征地拆迁成本占旧城区危旧房开发成本的50%以上。其中，仅拆迁安置用放飞就占45%左右；在新区建设中，征地拆迁补偿费约占成本的14%，要低得多。
“梁陈方案”很有前瞻性的考虑到了如今北京城发生的各种问题，大胆提出另建行政中心，在今天看来是较为优越的方案。方案提出：建议拓展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始终地点，有计划的为**行政工作开辟**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
强调不破坏历史文化名城。行政中心的确定涉及交通、拆迁、人民生活和工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可在当时，他们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方案不够完美”，而是输给了当时的形势。时隔不久，“梁陈方案”被人指责为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与“一边倒”方针“背道而驰”。
北京的单中心城市发展模式是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在莫斯科规划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苏联专家在知道北京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发展的城市总体规划已显现弊端。为解决城市功能过于复杂而带来的交通、生活等问题，莫斯科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制定新规划，把原有的单中心结构改成多中心解雇，并将连接市郊的森林楔形绿带渗入城市中心。
但到目前为止，北京的城市建设仍然沿用苏联专家确定的单中心模式。
1949年建国初期，苏联方面派了两位专家来给北京城做城市规划，主张延续苏联的规划体制，以旧城为行政中心，与“梁陈方案”背道而驰。当时苏联作为“老大哥”，各方面都比我们国家“有经验”，又因政治原因，各方面非专业人士便倾向苏联专家的方案。尽管“梁陈方案”之后又有甲、乙两个方案的改进，最终以失败告终。
行政中心确定后，就是转型问题。
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把旧城看做是‘封建社会’遗留，主张对旧城进行‘革命’和‘改造’，因此这场原本非学术为的争论，很快被一些人从政治上否定了。北京的古建筑开始走向悲惨的命运。“拆、毁、建”成了北京的主旋律。
对北京旧城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措施纷至沓来，新式建筑不可避免的涌入北京城。城墙存废讨论余波未了之时，天安门长安左门与长安油门的拆留之争甚嚣尘上。尽管林徽因曾经威胁要打开三扇门，但她还是去那里吊了！
最后经大会表决被判极刑。
大规模拆除古建筑开始在城市蔓延。
1950年11月，明清北京皇城西安门被毁。
1950年9月初，东公安街和司法部街拱门被拆除。
1954年，东交民巷的建筑板被拆除。
……就连寄望于“中国建筑的轮廓”，意图延续民族传统的梁思成，在1955年也被批判为是“复古主义”的叛徒。建筑界的火力直指梁思成。
1955年展开了“对以梁思成为受的复古主义理论的批判”，“大屋顶”开始带有贬义。
建筑界的火力更猛列。《建筑学报》接连三期刊登批判梁思成的文章，其中有陈干、高汉写第二篇批判文章《论梁思成关于祖国建筑的基本认识》，明确提出，“报纸所揭示出来的形式主义建筑所揭示出来的形式主义建筑所产生的严重浪费，正式时间效果对于梁先生的理论及其创作路线所做最准确的检验。因此，有了第二轮的精髓，梁启超的建筑理论及其创作路线就不能反动。
”以致梁思成曾悲痛的感叹：“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摘掉一部分北京的墙就像摘掉我的**一样。”
林徽因更是在逝世前说道：“今天，那么拆了旧的，明天你们会后悔，然后再去建假的。”
之后经历“大跃进”、“*****”的劫难后，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被抽筋拔血般，残破不堪。
而毛泽东对北京的城市面貌的不满，更加快了北京旧城毁灭的速度。
1958年，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同年，他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于是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
1956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一些建设单位在外城工地附近取走当地材料，从城墙上取走建筑材料。
1958年以来，426座寺庙共腾出房屋2.2万平方米，分给工厂、事业单位、学校等单位使用；经营普通金属文物5381件，重约500吨。
……1965年，北京地铁建成后，城内城墙开始被挖开。
1949年，北京有大小胡同七千余条，到20世纪80年代只剩下月三千九百条，随着北京旧城区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正以每年六百条的速度消失。
古城最后的遗照
直至改革开放后，“梁陈方案”依旧没有得到认可。原有的规范方案依旧被贯彻。拆改依旧延续。
北京逐渐年轻化，同时“古都北京”逐渐失去了“古”的韵味。它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名人的辉煌建筑，纪念光辉历史的牌坊，保护数百万人的城墙，都相继死去。尽管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反对者们嘶声呐喊城墙不可动，古城不能拆，依旧无法阻止北京旧城走向衰亡。
《城记》开头写着：1998年9月24日，这一天成为了北京粤东新馆的祭日。100年前，在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在这里创立保国会的历史，从此成为一段不可触摸的记忆。
在我看来，北京城市规划的失败似乎是意料之中的。它的规划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在苏联大陆已经有了弊端。因为掺杂了某些方面的政治原因，一开始的规划方向就出现了错误。
面对形式的复杂性，建筑师也受到影响，往往是不由自主的，无法从专业的角度充分考虑这个问题。
北京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城市。这里到处都市文物。但一旦人们把它们当做表演，当做发展的障碍。等到人们幡然醒悟，才知道其弥足珍贵。
没有古建筑的北京，只是一座没有标志和基础的拥挤的城市。幸运的是，还有一些古建筑没有被摧毁。
今天的北京只能用技术来解决紧迫的问题。失败的规划会让一个城市的居民幸福感大大降低。而且它造成的问题往往是棘手的，至少现在没人能解决北京的规划问题。
城记读后感(篇6)
猫城记读后感《猫城记》被认为是老舍先生一部另类的作品，而读者也通过这部作品认识了一位“另类”的老舍。这些“另类”也许源于人们未能从中找到老舍先生一贯幽默的笔调、社会底层那些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还有那些让人感觉亲热而温馨的浓浓的京味。而失了幽默、小人物和京味的《猫城记》，在它一经出版就遭到了各种各样的非议，甚至三年后，老舍先生在他的《我怎样写》一文中，也说这部作品是一部失败的作品。
多年后的老舍，便不得不连篇累牍地为这部失败的作品写出检讨文字，甚至先生那谜一般的生命永逝，似乎都与这部“另类”的作品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在欧洲老舍研究界享有权威地位的保尔巴迪先生在他的《**家老舍》一书中对《猫城记》也有着同样具有新意的另类评价，他认为**“揭示了当时普遍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某种思想状态，这是这部**所独特的贡献，……我们对作家由此而透露出来的某些独创性的思想不应漠然视之。”
也许，藉着**这些独创性的思想，我们可以稍许地撩开《猫城记》的神秘面纱，走近一个“另类”的老舍。
给我们另类感觉的首先是作品的形式。
《猫城记》在文体上具有很大的模糊性，长期以来被冠以寓言**、讽刺**、科幻**、奇遇**、幻寓**等等名称，由此可知它荒诞的外衣首先给人们带来的认知上的不确定性和无所适从，以及认知心理上的强烈冲击。
在《猫城记》中，我们几乎处处可见诸如《美丽新世界》、《神曲》、《辛巴达历险记》、《格列佛游记》、《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最先抵达月球的人》等西方奇遇游记中故事构建的影子，同时又不乏来自中国的《新西游记》、《地府志》、《地下旅行》等幻寓出奇、讥谈世风的成分。其中，与西方历险相同的故事结构不仅是一种摹仿形式，也是对乌托邦精神的继承。而中国传统的谴责讽喻**给予《猫城记》的又是猫城诸多景象所反映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影儿。
老舍是一位特别关注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作家。他对乌托邦的关注和继承不仅表现在形式上，而且表现在整个精神世界上。老舍又是一位写实主义的作家，他在《文学概论讲义》中这样描写写实主义者的乌托邦理想：“几乎没有文艺作品是满足于目前一切的，乌托邦的写实者自然是具体地表示对现世不满，而想另建理想国。
”这是老舍最早提及乌托邦的文字，它的写作时间是在1930年到1934年间。最早提及“理想国”是在1934年写的《小病》中，最早提及“地上乐园”是在1935年到1936年间写的《我怎样写》中。而在《猫城记》中，同样也寄寓着鲜明的乌托邦理想。
**认为：“假如有好的领袖，猫国就一定有希望，在我的心中起了许多许多色彩鲜明的图画：猫城改建了，成为一座花园似的城市，**、雕塑、读书声、花、鸟、秩序、清洁、美丽……”
写实家对于现实的批判是永远基于一个指向未来的“他者”的，而乌托邦就是现实的“他者”形象，它永远以弃绝现实的面貌出现，而且永远激荡着乌托邦主义者对于建构未来社会的高度热情。在《猫城记》中，这种热情是藉着猫城的彻底毁灭迸发出来的。在老舍笔下，猫国是一个“我祖父敷衍，我的父亲敷衍，我敷衍，那些青年们敷衍”的无望的国度。
猫国最终亡国灭族，连一点希望都没有存留，这种彻底而决绝的态度来自**信仰中罪性死亡而神性回归的出死入生的理念。在老舍看来，只有彻底的毁灭，才会有完全的建构，它也许使我们感受到了“末日审判”的颤栗，然而《猫城记》又决不是一部绝望的沉沦之作，它的字里行间依然跳动着炽热的爱国情感，在作者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关照中，这种对社会的全面揭露和否定，只为催国人猛醒。假如猫人能醒，那个鸟语花香、书声朗朗的猫国也许就不是幻想了。
如果我们探源老舍先生的乌托邦情结，除了贫苦的出身和社会时代因素外，对于作为**信徒的老舍来说，宗教体认和宗教情怀就不能不说是他接受乌托邦思想的一个“前理解”基础了。
在**教思想中隐含着一种深刻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即“天国乌托邦”。早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笼罩着浓厚的**教色彩。许多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本身就是虔诚的信徒。**宗教所倡导的正直善良、廉洁自立、渴望正义、乐于助人等优良品质，是社会主义运动与宗教的相容性。
早在1922年老舍先生翻译的宝广林作品《**教的大同主义》中就有这样的话：“以牺牲精神，使社会安堵，是福音之所在，即天国也!……平民感觉社会之黑暗与经济之不平者深，……是平民由觉悟而发现其理想之国家，……一面有世界共产，一面有国际联合，……以求建设**之新纪元焉!
……必须以上帝之圣灵，感动之，约束之，而后圣洁美满之社会，可实现矣。……今日上帝之灵，仍蓄于世人心中，继续前进，驱世界际于真善之域，提高斯世，即是天堂。”
老舍的乌托邦理想是一个简单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在这个理想的国家里，天堂的形想是明亮而生动的。把我们的视野从乌托邦的天国拉回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猫城记》所反映的现实影像同样是鲜明而生动的。
1932年的中国，国民正为**和**的横行所苦，军阀在各自的地盘上作威作福，还强迫饥饿的民众夹道欢迎他们这些所谓保护者，甚至鼓动自己的军队到邻近地区抢劫。在中国北部地区，每年有近14万难民从满洲逃入海关。人民正遭受着战争的威胁和中国共产党的双重苦难，他们没有生命可言。而在猫国，迷叶林的所有者们为抵御抢劫者不得不聘用外邦人寻求庇护，更可悲的是，自己手下的护卫军同样是劫匪!
而校园内，一幕接一幕的惨剧也在不断地上演，正如《猫城记》中所描写的，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大学校长、教授被疯狂的学生非法监禁。
当《猫城记》开始在《现代》刊物上**后的第二个月，即1932年9月，**就披露了北京一批教授控告故宫博物馆管理当局偷卖文物的新闻，**一时哗然，当局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事实。这又何尝不是猫国那个被盗卖已空的博物院的翻版呢?
把这些鲜活的现实从中华大地移向遥远的猫国，这种时空的错位给了我们陌生感，从而实现了作者的话语策略，同时也传达给我们又一种另类的感觉，那就是作者悄然改变了的观察视角。
写作《猫城记》的1932年，是老舍在英伦度过了五年教书、读书、写作的岁月后回到混乱不堪、强敌环伺的祖国不久，此时的他对现实政治和国事民瘼的关怀已有了一种全新的视角，那就是以“他者”的眼光重新打量自己曾置身其中的古老文明，对其进行文化反观的新视角。
猫王国的天空充满了绝望的阴霾，但这个外来的闯入者试图用一种感伤的文化观念来描述一个理想的现代中国。
在猫城，尘世间的种种弊端、黑暗、残缺、压抑和匮乏，在外来的观察视野里被放大，使它们与现实世界构成了双重关系，而这个观察者本身又与他心中理想的世界构成了双重的关系，这种强烈的双重对比关系不仅让我们因其中的绝望情绪而颤栗，它让我们联想到末日审判时白色大宝座前的毁灭，但同时又让我们隐隐感受到一份对理想国度的激情盼望，它让我们看见对天国翘首的**信徒脸上的荣光。我们之所以得以看见他们，乃是因为作者的笔端涌流着爱的激情，这是一种强烈的对土地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对生命的热爱。
在猫市，乡下的恶绅，街上的普通人，官场的丑恶人，校园里的**，儒林里的渣滓，军队里的懦夫，所有符合大众价值观的美好事物都被颠覆，失去了全部意义。然而，在这种颠覆的背后，是对理想国家的激情和信仰的坚定意志，这使得这种颠覆性的描写充满了强大的道德力量。这种道德颠覆是一种戏谑和讽刺，也是一种二元性。它也把自己的尖锐点指向了戏谑者和讽刺者本身。
在这个充斥着绝望气息的猫城，观察者和叙述者成为唯一的被取消者，他被取消的理由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他来自异域，在他的血管里流动的是别样的鲜血，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空间，这种空间让我们浮想联翩：他是一线希望?猫城的唯一救命稻草?
对西方异域文化的渴求?抑或只是来自**信徒确信的天国等待?
无论这种可能是什么，它都指向一种极大的现实可能，那就是它可能带给作者意想不到的灾难，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老舍先生被判犯有颠覆性叙述虚拟猫城罪和政治罪。那么，老舍先生是在说政治吗?
这是否又是他另类的一面呢?
“大家夫斯基哄”、“马祖大仙”、“红绳军”等意象在猫城留给了观察者深刻印象和强烈冲击，而在观察者看来，与其说猫城是毁于外敌的入侵，倒不如说是毁于这个纷乱无序的猫城社会。那么，老舍一定是在攻击政治？如果是这样，老舍太肤浅了！
猫城毁了，猫城是什么?国家?政权?
民族?《猫城记》并不是独立的作品，他依然是一个始终关注着文化的老舍先生的作品之一，深藏在老舍内心的还是他那惯常的、深深的文化伤痛。
走进猫城，这里没有城门，敷衍是他们的传统，就连那些被称为民族希望的儿童们，“脏、瘦、臭、丑”也成为他们的标签，这里昭示的是一种心智不健全、信仰虚无、价值理念模糊的民族性，它们一旦在儿童的心里扎了根，民族的希望便化为泡影，毁灭的绝望也就由此而生。而孩子们的教育则是“入学即毕业”的奇怪现象，这便更是绝望中的绝望了。
在猫城，革命被称之为“哄”，而它的由来常是因外界某一种思想的入驻，因此又为之加上一个个诸如“大家夫斯基”之类的定语，而这些“哄”的效果，照猫城唯一的明白人小蝎的话说，就是“人家的特色还是人家的，人家的改革是真改革了，我们还是我们;假如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特色，越闹越糟便是我们的特色。”当然，猫城也有土生土长的“哄”，那就是皇权与民权之间相互斗争的“参政哄”、“民政哄”等等。这些假如称为政哄的话，在小蝎看来，它们也有显明的现象：
“第一，政治只有变动，没有改革。这样，民主思想越发达，民众越贫苦。第二，政哄越多，青年们越浮浅。
大家都看政治，不管学识，即使有救国的真心，而且拿到政权，也是事到临头白瞪眼!没有应付的能力与知识。”
读到这些话，我想说老舍与其说是批评政治，不如说是批评文化。然而，他的鞭挞不同于那个时代的大呼小叫的风格，而是毁灭的风格，而老舍的毁灭是针对新生代的，因为他始终站在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坚定立场上说出自己的文化关怀。这种关怀源于超越的视界和信仰的灵魂。
但很遗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政治情形下，国人的接受视野正面临日趋严重的危机，尽管猫城只是一个想象中的火星小国，尽管作者是怀揣着满腔的爱国爱人的热情，但他另类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仍然远远超出了当时意识形态的承受力，老舍感到了深深的懊悔，“失败”成为他唯一可以言说的话语。
然而，正是这部失败的作品，深刻揭示了民族落后的症结所在。老舍先生不仅在作品中用一种近乎绝望的挣扎进行了民族种性的拷问，而且开出了民族自救的药方：以教育立人恢复人性，再从文化的复兴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这样，民智可开，民族有望，国家可强。
可以说，这样的疗救方案并没有超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传统，但老舍的突破在于，他一直以来并不看好五四时期一再强调的冲破一切束缚和鲜明决绝的“个性解放”态度，他着眼并关注的是由群体的自觉所体现出来的国家观念和自尊自信的民族意识，这是他独特的关怀视角和解决方式，这里彰显的是先生在重建国民性上与五四先驱的重大差异。老舍先生对市民群体的弱点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深刻洞见，甚至带有一种“执拗的偏见”，然而正是这种偏见使他始终都延续着自己一贯的文化启蒙主题，《猫城记》也不例外。而这一主题之所以深刻，乃是因为，时至今日，当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迷思如过眼烟云般在历史的天空划过，尘埃落定，我们面临的依然是严峻的“文化启蒙”问题。
尽管有许多所谓的后结构主义者试图利用大众的主动性来消除精英话语，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化启蒙始终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局部现实。
老舍，他始终以明确的文化担当意识固守着自己的文化使命，这是“老舍文学”一贯的深层底色。他自觉地肩负着破坏旧文化、创造新社会和新文化的双重十字架，坚定地走在文化十字架的思想家和实践者的道路上。
在老舍先生一生的创作时光中，有近三分之一都是在英美的自由国度里度过的，异域的文化体验给了他独特的思想感受和情感冲击，在巨大的文化落差冲击下，他踏上的是一个以有着深厚文化积存的文明古国的视阈去发现和理解眼前新文明的历程。他在异域的文化落差中艰难探索，建构起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个性，使他能够以“他者”的眼光重新打量自己曾置身其中的古老文明。文化反观的视阈一旦打开，对国民劣根性的强烈批判就几乎贯穿了他的全部作品，《猫城记》也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举足轻重的一部。
他的文化心理机制和特异的思想历程，使他自觉地从文化层面去观察描写他所熟知的国民，**民族的命运，指向“文化改造”的预定主题，中西文化及国民性的比较就这样成了“老舍文学”的核心架构。
老舍以其独特的风格而闻名。他以最独特的方式感知自己，同时感知一个独特的时代，从而创造出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
当我们再次捧读《猫城记》这部被老舍先生自称为“失败”的作品，掩卷长思，我们的灵魂便不得不叹服于他那惊人的道德眼光和心理深度。作者那种“执拗的偏见”使我们不能不面对我们自身文化的极大缺憾，不能不将审视的眼光投向我们的内心。直到今天，自省与反观依然是我们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以及自我改造的必要视角。
在这一点上，《猫城记》无疑是具有深刻的预见性的。
我们的文化需要谦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