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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读后感 篇1
读《后汉书》
光武帝刘秀的这个“中兴”，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中兴”都不同。别的“中兴”都是在原有的王朝框架内中兴，惟独“光武中兴”是原有的王朝已经不在了，再来“中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南宋陈亮在《龙川文集.
酌古论一》中就说：“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矣。”实际上，刘秀不仅仅是“中兴之主”，还是一位“定鼎帝王”，后汉的江山能够建立，实是他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他的庙号称为“世祖”（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应劭曰：始取天下为祖，高帝称祖是也；始治天下为宗，文帝称太宗是也。颜师古曰：
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确是名副其实。
那么为什么汉亡了居然还能中兴？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还需要了解前汉代死亡的原因和背景。
前汉之亡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外戚势力过大，一个是刘室宗亲过于分散，而皇帝一系（就是前面说的“大宗”）又衰微，到平帝死后，连找一个近支宗亲都困难。于是，这两者共同作用，使王莽能够凭借外戚的势力，倚靠手中的权力，在平帝死后一步步向帝王宝座靠近。
不过前汉末期的背景则更让刘室宗亲有复起的机会。据《汉书.平帝纪》，前汉末刘室宗亲已超“十有余万人”，遍布全国各地，从理论上说，他们都可以有“奉大宗”的权利。
虽然这些人中有些人已经衰落了，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当地仍有一定的财富、地位和声誉。此外，前汉立国200多年，其中的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都还可以算是不错的皇帝，到宣帝时，汉王朝又是四海名声大震，士民之心已固，而元帝的好儒，又使民间崇尚正统。宣帝死到王莽篡汉，才距离50几年，老人们对匈奴单于来朝、西域诸国送质、诸羌纷纷臣服等津津乐道的事情肯定还是记忆犹新，所以“民心向汉”是不争的事实。
三辅的老吏们见刘秀的部属经过时垂涕道：“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就有力的证实了这一点。这也有助于解释王莽为什么在世界末日处于一个大混乱之中，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地方力量集团，他们大多建立了刘室家族或汉代的称号。
再则，前汉虽然外戚盛，但主要势力多集中在京畿一带，他们的根基和影响力也基本上都局限在社会上层，而对下层的平民老百姓没有多少文化上的影响力。王莽的篡位和一系列的改革，不仅仅触犯了散布在全国各地刘室子孙的利益，也触动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再加上天灾人祸，流民失所，他根本无法在社会下层建立起自己的民意基础。他让刘歆搞什么“相生五德”，终究无力挽回民心；而他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一系列举措，又使边疆也一刻难以安宁；他用以造势的图谶，更是为光武等人效仿去作为起兵、称帝的借口。
所以，王莽在位的这十几年，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乏善可陈，一到天下争相起来造他的反，他的灭亡就已经只是迟早的事了。这时，刘室宗亲凭借着汉朝200多年的民意基础，终于可以找到复起的机会。
汉代复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经过200多年的苦心经营，在前汉代末期前后，汉代没有对手。汉武帝对匈奴、西域、西南夷的连年用兵，不仅仅使汉王朝的影响力大增，还极大的打击了周围的反抗势力，后来的诸帝又能灵活采用分化、瓦解、怀柔、和亲等政策，使前汉末期王朝四周没有能和汉一较短长的力量。因此，当王莽被取代，王莽统治末期世界陷入混乱时，没有一种力量象后来的蒙古人或满族人那样强大。
光武登基后，西域争相将子女送到洛阳作抵押，这也说明在前汉代的大规模对外战争之后，周边国家对汉代的实力相当畏惧。
所以，外面的敌人不敢进来，中国的内乱就是闭门造车。王莽灭亡以后，各参战的不管是真是假，领头的都称高皇帝的子孙，打完了，天下一统了，把门一开，天子还是姓刘，家还是这个家，最后的胜利者就是“中兴之主”。
后汉书读后感 篇2
刘秀的崇儒，原本是希望顺势而导，通过“引”来使豪族自抑，通过“堵”来防范豪族的不法行为，以维护社会整体稳定。他不愿派兵向外，当然也是出于安定内部局势的考虑。可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随人意，他的柔道治国，在几世后使“堵”的一面完全失去了效果，而“引”则日渐走向极端。
社会贫富不均已是越演越烈，法律慢慢作为掌权者手中的工具来随意听从自己的喜好而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开始不可避免的走向行为极端化，最终引发大范围的流血冲突，使国家滑入了灾难的深渊。
有一种看法认为，后汉在儒家兴盛的背后，同样埋下了分裂的隐患。《剑桥中国秦汉史》一书中就将后汉的儒家划分为“儒家中的法家”、“儒家的守旧派”、“儒家中的道家”三大类型，并认为它们分别对应着“官员”、“文人学士”、“地方精英”，然而这种划分很难找到客观的辨别标准。因为某人很有可能既是“儒家中的法家”，又是“儒家的守旧派”，或者既是“儒家的守旧派”，又是“儒家中的道家”。
事实上，他们的共同意识大于他们的差异。他们顽固的理想主义和实现儒家理想的努力，导致了他们与亲属和太间的长期冲突。党员主要由他们组成。
后汉书读后感 篇3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共195年的史事。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
《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
《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例如，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
后汉书读后感 篇4
没有掌声，没有溺爱，生活在风雨中，生活在挫折中。这是成功的英雄；只有经历过逆境的人才能经得起挫折的考验，懂得尊重一点点艰辛，懂得奉献。他们很棒。
张衡的背后是什么？
成功！说到张衡，人们会想到他的**仪，它的发明比欧洲早了1700多年。可是你是否知道，张衡是天文学家的同时还是一位文学家，画家，真可谓是饱学多识，才华横溢。那么张衡成功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没有逆境，就没有成功！
《张衡传》一书告诉我们，他“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这固然是他成功的因素之一。但最主要的是他有着严谨的学识和顽强的毅力。他呕心沥血作《二京赋》，“精思附会，十年乃成。
”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也表现在他以后的科学研究上。在他开始制造侯风地动仪时，曾遭到一些人的讽刺，但他持之以恒，毫不动摇，终于制成了地动仪，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赢得了骄傲。事实上，纵观中外历史，像张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许多成功，哪一个不在逆境中，哪一个不是不懈努力的结晶？
我们面临的是一场战斗，一场严峻的考验。也是一张人生的答卷，一张洁白的纸。不过，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
我们迎着阳光，披着雨露，沐浴着春风，只要奋斗，便可绘出美丽的图画，就能把生命的答卷答得圆满优秀。
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如果我们向成功，我们应该一点一点滴开始。严谨的态度是成功的基础，坚强的意志是成功的桥梁。
成功永远只属于坚忍不拔的强者。现在，我们知道了张衡成功的秘诀；明天，勤奋顽强的学习会让我们更进一步！
阅读完你的一腔热枕，遥想你的短暂一生苦难经历，我一直相信你是用诗章来抒写自己奋苦的人生！在诗章里那严谨、勤奋的态度，难道没有寄托你成功的汗水吗？每天，我在喧嚣的生活中静下心来，祖国的声音萦绕在我的耳边，回荡在我的心中，让我不用自学就可以比较自己。
或是明亮的早晨，或是恬静的黄昏，或是静谧的子夜，随手拿起一本《张衡传》，静坐默读，恬谈如水的心境，带着丝丝凉意，如薄雾般朦胧，微风般清爽，仿佛走在小雨中，微微吹起风卷起玲珑的水珠，打在我的脸上。
后汉书读后感 篇5
读《后汉书》
《后汉书》在描写各个人物时不遗余力，成功的为读者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使我们在读他们传记的时候，常常能对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成语、俗语，例如“乐此不疲”“疾风知劲草”“马革裹尸”“举案齐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也都是出自这里。加上这本书在前后内容上剪裁得体，叙述决不雷同，阅来毫无冗赘之感，的确可以算是正史中难得的佳作。
该书还有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它对人物的评价较为客观，很多论述不失公允，也较为真实的记载了后汉不少人物的生平事迹。在运用“春秋笔法”的时候，范晔也没有完全凭借自己的喜好来过度的褒扬或者贬低某类人，这一点尤为难得。
虽然，范晔自己本也是出自书香世家，在《后汉书》中有意识无意识的拔高了名士，并以“矫枉故直必过”为后汉名士的某些极端行为开脱，而对宦官则多有贬斥，称他们为“刑余之丑”，但他也批评袁绍遍诛阉宦是“以暴易乱”，表彰阉宦中“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言论算是很中肯了。
当然，《后汉书》也难免有些美中不足。其一就是：列传部分如果从单篇来看，是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但就整个列传框架结构来看，各传之间的结构编排却比较散。
比如宗室诸王的传记，在《史记》《汉书》中虽然也按时间先后顺序散排入各卷，但它们有“表”来进行专门的汇总，《后汉书》既缺“表”、“世家”等形式，本可以通过几个连续的卷号把它们放在一起。可范晔没有这样做，而是将它们散排入列传第
四、第三十
二、第四
10、 在第45卷，这使得整个结构框架体系在梳理中迷失。最末尾的诸夷部分倒是整理得比较好，其内容分区域连续排在列传的第七十五至八十卷中，是《后汉书》中唯一梳理得比较成功的部分。此外，循吏、酷吏等部分连续排在列传的第六十六至七十四卷，也算不错，可惜与之相类的党锢部分被排到列传第五十七卷，没有与它们聚在一起，却属失于计较了。
对于褒扬正统天命的部分，范晔做得比司马迁、班固要好。《东观汉记》中记载关于刘秀出生时所谓的“赤光照室”、“田生嘉禾”、“凤凰来集”等，范晔都没有写入《光武纪》中。虽然，范晔在写刘玄称帝时加了句“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以证明刘玄非真命天子，但这总比《史记》《汉书》中公然把“龙交刘媪生刘邦”的故事编进《高祖纪》强得多。
可惜范晔出于时代的局限，也免不了作史时按照“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标准收入一些神异事件。比如王忳理女鬼之冤等事，完全就类似于《子不语》等神怪小说中的内容了。
后汉书读后感 篇6
读《后汉书》
刘秀的崇儒，为他的子孙们树立了榜样，使后汉的皇帝基本上承续了儒学治国的方针，前汉百家并存的局面终于一去不复返，而儒学则对后汉也造成了几个比较大的影响。这几个影响，笔者可以将它归纳为“四重三轻”。
其一是重血亲。
重血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兄弟和睦。后汉皇子之间的兄弟友爱在其它时期是比较少见的，甚至于太子被废都能保全善终。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
“隋唐以后，太子被废，未有善终者，惟东汉皆保全”，“盖自光武及明、章二帝，皆崇儒重道，子弟皆于孝友之训深，故无骨肉之变也。”其实，赵翼只说了其一，未说其二。按《后汉书.
百官志》，后汉的诸侯国，其官署制度延续了前汉自成帝以后的办法，只设相和傅，相管理民政，傅则导王以善。湘、傅是中央任命的，他们的权力也很大。例如，公沙穆任总理时，能够没收刘敞侵占的官民土地，废除儿子，收受违法奴仆，使刘敞认罪。可见，汉代后期的君王不可能有对抗中央政府的权力。这样，由于制度的限制，兄弟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后汉兄弟之间很少出现对立的事情。
重血亲的另一方面就是崇母族了。刘秀因为亲眼看到王莽移国的弊病，对外戚多加控制。他废掉有世家大族背景的郭圣通，而立了乡里微贱的阴丽华为后，显示出他对外戚势力的警惕，但刘秀并没有从制度上防范外戚势力的崛起。
明帝的皇后马氏贤德，对自己的亲属尚能够自制。但由于始终缺乏制度上的约束，又恰好赶上章帝以后几代皇帝都是年纪轻轻就驾崩，权力无疑都移到了皇太后手里，外戚终于抬头，开始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使后汉的外戚势力之大甚至超越了前汉，长时间左右着朝政。这就是儒家“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思想的负面影响了。
其二是重师道轻爵赏。
后汉从刘秀开始就相当重视对皇子的教育，在儒家“尊师重道”教导下，皇帝的老师享有别人没有的特殊礼敬。比如明帝的老师桓荣，年逾八十，皇帝仍多亲幸其府，会诸王将军以下及门生数百，皇帝亲自执业，每言辄曰“大师在是”。桓荣若有疾病，帝辄遣使者存问，“太官、太医相望于道”。
于是在这种恩宠之下，桓家到五代孙仍有声名。
对师道的重视也导致了家学渊源的兴起，不同的派别经常会出现相互交锋，甚至会为哪种经可立博士而争论不休，所以，后汉的学问尤其崇尚家传正宗，子承父业很常见。杨震以明经学博览而入仕，直到四世玄孙杨修仍以好学出名，后为曹操所杀；袁安的祖父就曾以明经任太子舍人，而到他的玄孙袁绍、袁术时，袁氏一门已有六人任过三公之职。杨、袁两家都是四世三公，而其他的官宦世家也不少见，久了就自然形成门阀制度，它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世袭制”。
而另一方面，后汉对爵赏从来就没有吝啬过。就赏赐来说，由于后汉的诸王和功臣们都没有多少政治权力，皇帝为了弥补，给他们极高的秩禄，让他们享有别人没有的殊礼，金钱物质赏赐也很优渥，多有上千万的，也常会连及一两代。这在亲族功臣不多的情况下可能还不要紧，但子孙繁衍多能保全的话，延续几代后自然会给朝廷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
桓帝延熹五年诏减虎贲、羽林不任事者半俸，还有灵帝熹平三年、六年、光和三年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以及光和元年、中平四年的卖官鬻爵，显然就是政府财用收入不足的明证。
就爵位而言，皇帝常招德高望重的大臣子弟为郎官侍卫，待成年后任以重职，使他们的爵位能得以承续。杨、袁两家四世三公，就是这样产生的。此外，袭爵也是常用的办法。
邓太后为了博一个好名声，对亲族、功臣中因为大宗无嗣而绝国者，大部分都慷慨的通过支族“承爵以奉大宗”的方式给予了恢复；而桓帝诛杀梁冀，一次就封侯十三人之多，对其中的宦官，竟能允许他们收养子嗣以作传爵之用。所以，后汉已经开始重视门第，一个好的出身，等于拥有了巨大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不但容易进入仕途，还能够凭借几代积累起来的名望，与各种势力做长期的抗衡。
滥加封赏无形中还助长了社会上的奢靡风气。民间婚丧嫁娶的相互攀比，虽朝廷屡发明诏亦无法禁绝，而地方官员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也多不会采取有效措施来鼓励民众力行节约。自然灾害一旦发生，人民和政府往往缺乏足够的物资储备进行救灾。卖官卖官，用钱解释犯罪，已成为政府增加收入的途径之一。然而，人民往往陷入极端贫困，埋下反抗之火。
其三是重文轻武。
后汉是一个十分重学的时代，从刘秀和他的开国功臣开始，崇尚学问渐成风气，而其中的经学更是兴旺。尽管刘秀受成长环境的影响也信谶学，甚至以谶语定过官职，也宣布过“图谶于天下”，但当时普遍是把谶学当作经学之一的。桓谭敢当着刘秀的面说“谶之非经”，表明正统的儒家经学仍占据着绝对优势。
事实上，早在后汉代开始，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权、桓荣等几代人就开始在京城聚集。在他们的教导下，古典文学非常繁荣。当时《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共十四类被朝廷立博士，其它未立的更是不胜数。明帝还亲自讲经，观听者“盖亿万计”。
在这种重视和推崇下，社会上的名人都是文人。他们的言行举止，甚至连衣裳都成了老百姓相效仿的对象。后汉还出现了一大批学者，类如马融、郑玄、许慎、卢植、王充、张衡、蔡邕、班固等，这些人的思想和著作，对后世影响巨大，真可谓文才济济。
与之相对应的是，后汉轻武备很严重。刘秀在他晚年就已经表现出对战事的厌倦，甚至以“中国初定”为由，完全放弃西域，对西域多次请求设都护都明确给予拒绝，对周边也采取了全面的守势。结果西域尽从匈奴，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
明帝不得已派兵北征，在西域重新设都护、校尉。后来的章帝又以“路远费多”为由，再罢校尉，不复遣都护，结果几乎又陷入被动。幸亏班超准备撤回时在于窴被抱住马脚，当地王侯哭涕着死活不让他走，他得以利用汉朝在西域的威望，动辄领西域诸国兵数万征讨叛汉者，最多的一次竟能达7万之众，以夷制夷。
当时班超手下汉兵最多时也不过千人，却安定西域达三十年之久，以这样的功劳，也不过封了个千户侯。安帝时放弃西域的呼声又占了优势，结果都护前脚刚走，北虏连与车师就入寇河西，朝廷只好关闭玉门、阳关了事。到了顺帝的时候，班超的儿子班勇又来了一次，可以称之为“三绝三通”。但自此以后，中国逐渐衰落，最终完全放弃了对西部地区的经营，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也遂至消除。
后汉的边疆问题主要倒不在西域，西边的羌人才是后汉的重要对手，可惜后汉能征善战的将帅不多，只皇甫规、张奂和段颎三人还略有些名气，其中皇甫规、张奂多受降兵，只有段颎是征战不懈，范晔干脆把他们都放入了一卷中来讲述。我们看他们三人的结果，大略可以发现后汉对武将的轻视到何种地步。作为后汉的名将，皇甫规最高不过封了个二百户的小侯、张奂更是什么爵位都没有，可他俩还算善终。
三人中最能打仗的段颎，他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军士死者才四百余人。有这样的战绩，他还不得不为了保位曲意宦官，封邑总算有万四千户，但随后伴着宦官的倒台，他无辜受到牵连，在狱中被迫自杀。可见后汉重文轻武已现倪端。
其四是重气节轻法律。
后汉儒者普遍重气节，又由于朝廷往往因名望而举官，久则民间多走向偏狭一路。儒家的教导，使民间颇好清名，他们不惜舍生取义，目的只是为了有意彰显自己的特立独行，或者是直谏敢为，这种偏激之举风靡整个社会后，遂有党锢之祸的发生。其实，重气节也不是完全不对，例如《后汉书》中记载贼匪遇孝悌而放过不杀的事可谓俯拾遍是，这就是其正面作用，但如果因为气节而走向偏激行动，问题就来了。
陈忠定下的“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的法律，为民间重义之举开了绿灯，而某些人通过种种极端行动而获得的收益使重义之风刮得更起劲。《后汉书》记载：郭亮、董班冒死给李固收尸，太后饶过不杀，他俩一夜显名，“三公并辟”；刘矩在父亲未出仕前坚决不当官，太尉、太傅“嘉其志义”，任他父亲为郎，他于是举孝廉。
至于因为义气、名节而相互结党报私仇之事更是屡见不鲜，而朝廷时来的赦令也使这些犯禁杀人者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因此名声大震。于是一些人为了显示自己刚直气节的虚名，不惜走极端、用诈术，党同伐异，睚眦必报，甚至因为一句话失了面子而互相杀戮，早脱离了中庸之道。其直接结果是，全国各大派系之间的冲突调和无法进行。
与之相伴随的另一问题是，轻视法律在全社会范围内都存在。后汉的皇帝除极个别外，对官吏管得多不严，官员经常可以称病，甚至弃官而去，使后汉的行政效率普遍不高。民间对子报父仇的赞誉，使官吏对私仇也基本上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加上朝廷时常有大赦，国中上下对法律的轻视实已达到极点。
这种轻视甚至地方官员都存在，他们一旦手中有权，就凭借自己个人的喜好来行使法律。比如荀昱、荀昙兄弟，一个为沛相，一个为广陵太守，他们志除阉宦，凡宦官支党、宾客有在二郡者，“纤罪必诛”。部分酷吏们也往往以诛杀大姓右族为荣，所以行使法律的随意性非常大。
民间私相报仇的风气更是越演越烈，比如何颙、郅恽甚至替朋友父亲报仇而杀人，对法律可谓毫无顾忌，他们最后都没事，反而名声大显，堂而皇之的记入了《后汉书》，足见后汉的法治非常混乱。
以上的这些特征可以说都是儒家兴盛后出来的副产品，它们深深的给后汉打下了“好名务虚，重仁轻法”的烙印。
后汉书读后感 篇7
"修渠筑堤"的意译
常国俊近年来在学习《后汉书王景》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以往的翻译存在意思失真问题。《王景传》总共800多字，其中非常重要的两句话应该直译与意译相互结合进行翻译。一句话是“派荆、王吴修渠筑堤，从荥阳东到海口千承千余里”。
"另一句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下面，对原文与译文进行对应性、忠实性、时空性、形质性和知行性进行系统分析，旨在找出失真问题，求出相对正确的含义。
【原文】后汴渠东侵，日月弥广，而水门故处，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恒兴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拟建汴渠，以引景治水。景陈其利害，应对敏给，帝善之。
又以尝修浚仪，功业有成，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
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明年夏，渠成。帝亲自巡行，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
景由是知名。王吴及诸从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景三迁为侍御史。
十五年，从驾车巡狩，至无盐，帝美其功绩，拜河堤谒者，赐车马缣钱。
后来，汴渠河越来越大，水闸原来的位置已经到达黄河中游。兖州、豫州的百姓埋怨，认为朝廷经常兴动其他劳役，而不先考虑百姓最急的事情。永平十二年，皇帝讨论汴渠管理时，召见王景，询问地理位置和治水便利条件。
王景陈述治水的利害，灵敏迅速，皇帝很欣赏。又由于他曾经治理过浚仪，就赐给他《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以及钱币布帛衣服物品。夏天，朝廷终于调几了几十万兵力，并派王景、王吴修筑河道和河堤，从荣阳到海口千乘1000多里。
王景于是测量地形，打通山陵，清除水中沙石，直接切断大沟深涧，在要害之处筑起堤坝，又疏通引导阻塞积聚的水流，每十里修造一座水闸，使得水流能够来回灌注，不再有溃决之害。王景虽然节约了工程成本，但成本还是按100亿元计算。第二年夏天，水渠建成了。
皇帝亲自巡视，下诏书要靠黄河的郡国设立负责河堤的**，一如西汉的制度。王景由此知名。王吴和从事掾史们都增加一级官爵俸禄。
王景经三次升迁而担任侍御史。十五年，他跟随皇帝到束部视察。到了无盐之地，皇帝对他的功绩赞不绝口，授予他临河之职，并赐给他战车、马匹、细绸和钱币。
【解析】
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文言文句子是理解和翻译的难点。所谓"理解",就是准确把握词句在文段之中的正确意义；而"翻译"则是将古文的文言句子按照直译的方式翻译为规范的现代汉语，所谓"直译"就是指将原文的字字句句都在译文中得到具体的对应和落实，只有在难以直译或者直译所表达的原文意思失真的时候，才依据原文意义进行意译。如"陈其利害"的代词"其"字代表"治水"可能有对应性不落实问题，应代表"汴渠",意思就是汴渠水利工程有许多两面性，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有害的一面；泥沙既是资源，又是公害；人类既怕水，又需要水。
再联系"问以理水形便",这里的"以"字也就是汉明帝求问的目的，直接问"理水行便",意思是"我问你当前汴渠所处的形势和简便说明怎样修理",前后对应起来，王景从汴渠的利害两个方面做了回答，"应对敏给，帝善之。"皇帝很满意。
2 在上述句子中，工法性内容含量很高。王景治河后，有800年的安全流量期。原因很简单，不需要再解释了，但不合理的解释带来了很多问题。这是因为施工方法的内容有其自身的示范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强。
换句话说，东汉时期，我国的防洪工程施工就已经发明了"修渠筑堤"的工法，该工法已经是以堤防工程为对象，施工工艺为核心，运用系统工程的原理，把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结合起来，经过工程实践形成了综合配套的施工方法。还综合地反映了技术与管理，推广和效益 ,政治严密性和维持政权存在、运转以及权力实施实用性的结合和统一。从这个角度考察，我感到以往的翻译有待完善充实。
古文古史，能为今用才是纲，现在还管用就能坚定文化自信。不难想象，《河渠书》最后的概述就是"水之为利害也",是要告诉搞水利的人须明白水利基础知识技术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搞好水利工作的两大**。只有学习、掌握和运用这两种**，才能在原则上避免犯错误。否则，容易造成错误和损失。
所以，王景的回答一定跟《河渠书》有关，皇帝赐《河渠书》等无疑是肯定历史、相信历史、鼓励学***经验。
现代汉字博大精深，尤其是古代文言文。但是现代人如果望文生义，往往会无意之中曲解老祖宗的意思。把上述"修渠筑堤"文言句子翻译现代汉语，正如我们理解一段话的意义就必须从理解全文的整体意义入手一样，要准确理解一个句子的意义，也就必须从理解该句上下文的段落意义入手。
因此，“宏观把握”、“语境启动”和“逻辑”是准确理解文言文句子意义的基础。当我们由文章整体意义的把握与局部句子意义的理解成为有机联系、互为依存以后，才可以进行文言句子的翻译了。为什么说“修渠筑堤”是一种古老的建筑方法？
理由是：（1）结合黄河多泥沙的实际情况，引黄渠道能够代替人工筑堤，即引黄渠道作为水利工程，也有两面性，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有害的一面；泥沙淤积的"悬渠道"既是兴利工程，又是除害工程，汛期分洪时它就是堤防工程。（2） 从空间上看，微观的视野是兴阳至乾城修渠，宏观的视野是左有修渠。渠道在汛期成为分洪堤，在分洪区右岸成为堤防
（3）从时间的意义上来看，是从既然（河、汴决坏在前）认识未然（修渠筑堤指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从当前现状进而认识既往历史（禹贡、河渠书）及未来发展，这就是从已知到未知认识的两个方向。（4）联系王景"少学易",中国古代《易》学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主张知行并重，《易经·系辞》中有不少论述，如"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大意是说，人们对于天地法则要在运用和实行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变化，通变就是要为现实服务。因此，渠变化为堤是客观现实的反映。（5）河道、渠道淤积是一种表面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河道、渠道又是"天赋天成"的堤防，人们用之是利，不用是害。
（6）"修渠筑堤"对应着下文的"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这说明河渠之间有一个分洪区，十里一内的一个分洪蓄水单元为洪水和泥沙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当然，黄淮海平原不会再有防波堤和洪水了。其实，就相对于现代的宽河固堤措施。
基于以上所述，"修渠筑堤"是一种工法，相当于现代的"机淤筑堤",船泵抽淤是施工工艺，筑堤是工程。古代能够把修渠当施工工艺，当然能够完成筑堤工程。
4 显然，"修渠筑堤"是古代人发明的生态筑堤工法，是一种接近自然的方法，是一种利用自然规律、利用自然力的方法，体现"天人合一"理念，即"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的理念源发和成就了汉民族文化的主流文化，即易文化。
河南是黄河泛滥沉积的厚土水泥沙。黄河泛滥的水泥沙早已融入当地人民的生活，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河南的河渠，给我带来了后半生的快乐，我爱你，家乡的河渠，爱你是联络九州美丽的天使，爱你是沟通四渎壮丽的运河，爱你那巧夺天工的修渠筑堤。
后汉书读后感 篇8
读《后汉书》
后汉的皇帝，除了前三个皇帝还足称道以外，后面的皇帝委实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王朝很多，有过“中兴”的极少，所以并不足为奇，但就汉光武帝刘秀而言，这个“中兴之主”却绝非庸碌之辈，他不仅比中国历史上其他所有的“中兴之主”要有能力得多，甚至不下于很多开国帝王，就连和他的老祖宗汉高祖刘邦比起来，也半点不逊色，在个人能力的很多方面甚至还要远远超出。
这一点就是和刘秀同时代的人也都看出来了。比如马援初见刘秀时就说：“今见陛下，恢宏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马援后来对隗嚣说刘秀“才明勇略，非人敌也。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
”隗嚣问刘秀和刘邦比怎样？马援还故意转了个弯，答：“不如也。
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意思说，刘秀不如刘邦，刘邦做事情无所谓可不可以，而刘秀则喜欢管理政务，行动有节度，还不喜欢喝酒。难怪隗嚣要吃惊：
“如卿言，反复胜邪？”意谓照你这么说，反是刘秀胜过刘邦了？
其实历史上最大力称赞刘秀的还属明代的王夫之，他在《读通鉴论.光武》中称赞刘秀是“允冠百王”，认为“三代以下，取天下者惟光武独焉”，他还大胆假设历史，说：“光武之得天下，较高祖为尤难。
建武二年，已定都于洛阳，而天下之乱方兴，其视高祖出关以后，仅一项羽，难易之差，不亦远哉！使以高祖荥阳之相持，而遭光武丛生之敌，乘间捣虚，以击其后，将不待约从，而有人为之犄角，高帝弗能支矣！光武即位未久，一以从容镇静，结未服之人心，桀骜顽强之徒，皆自困而瓦解。
设使高帝当之，亦未必能安定若斯也。”他还盛赞光武“神武不可测”、“规模宏远”，几乎就把刘秀捧到天上去了。当然，也有认为刘秀不如刘邦的，比如石勒就曾经夸耀自己“若遇汉高，则当北面事之；若遇光武，则当并驾齐驱，未知鹿死谁手”，自认为自己和刘秀还有得一比，但陈登原在《国史旧闻》中评石勒这句话是“胡人之见，殆未然”，事实上石勒比刘秀也确实还差得远。
要将刘秀和刘邦作对比是比较困难的，毕竟两人生活的时代背景不同，何况单从性格来看，也确实谈不上好坏。不过，就个人能力而言，刘秀比刘邦强得多。他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文武双全的伟人。比如，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刘邦手下有萧何、张良、韩信，但很少有人知道刘秀的28位将军是谁。因为刘秀的才华超过了他的下属，所以很难突出这些功臣的名字。
翻开刘秀的历史，我们不难证实这一点。
刘秀虽然属于汉族，但经过这么多代人，他的地位在这里已经不那么突出了。虽然他不像刘备那样依赖卖草鞋，但他的家庭影响不会超过他所在的县。刘秀父母早死，兄弟都是靠叔叔的抚养才得以长大，在他20岁出头的时候，曾经去长安的太学读过书，他信谶语、好经文，相信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早年的刘秀并没有刘邦“大丈夫当如此”一心想做皇帝的大志，他只要“仕宦当作执金吾（执金吾是掌管京师治安的官），娶妻当得阴丽华（阴丽华是南阳新野县有名的美女）”就满足了，他也不象他哥哥刘縯谦俭好义、“结交天下雄俊”，而是“性勤于稼穑”，成天耕地，所以他哥哥常将他比作“高祖兄仲”。此外，他还有谨厚、谨信的名声。从这里我们很难揣测出他未来的成就。
王莽末，天下大乱，他也随着自己的哥哥起兵，因为实力尚弱，兄弟俩不得不从属于更始帝刘玄的名下。此时刘秀的名声显然远在他的哥哥之下，所以当他哥哥无端被更始帝杀掉时，他主动去请罪，既不言自己的功劳，也不为哥哥服丧，饮食如常，反而弄得更始帝自感惭愧，于是“拜秀为破虏大将军”，从刀口上擦边而过，足见其韬光养晦的本事。在此之前的昆阳战役中，他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能力，也被毛泽东列为历史上七大经典战役之一。
面对强敌，刘秀身先士卒，被诸将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随着王莽的灭亡，更始帝开始了与全国十数个割据势力的争夺战，刘秀也终于可以找到一个机会被派往河北，以更始的名义发展势力。
当时，刘玄只给了他官衔，既没有军马，也没有粮食，这使得他有机会在河北独立发展自己的实力。虽然刘秀初到河北后并不顺利，那里的王朗自称皇室继承人、成帝已死的儿子“刘子舆”，一时间“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望风而靡”，刘秀和他的少数随从在王朗的重赏追捕下不得不四处逃窜。在冒充邯郸使者入传舍骗吃的时候，又因为饿急抢食被传吏怀疑，差点没能逃掉。
他们直赶到信都，那里的郡守还奉更始年号，这才算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随后，他开始慢慢培植和壮大自己的势力。为了联合拥有十几万大军的宗亲刘杨，他娶刘杨的外甥女郭圣通为妻，而郭家在当地也是世代著姓大族，这样，刘秀终于能够借助外戚势力诛灭王朗，开始在河北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
在诛灭王朗后，大家意外发现了许多吏属私通王朗的信件，刘秀不是一一查而究之，反而看也不看就令一把火烧光，使“反侧子自安”。这一漂亮的举措被曹操于破袁绍后照葫画瓢，因《三国演义》的流传而为今天的多数人所熟知。
这时更始帝发现刘秀羽翼已丰，便封他“萧王”，要他“悉令罢兵”，另派自己的亲信去控制河北。刘秀当然不可能再去用脖子试更始的刀，于是他以“河北未平”为借口，拒不奉诏，趁着更始与赤眉争夺长安和洛阳，无暇顾及河北，他便开始做统一整个河北地区的努力。当时河北地区尚有“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合众数百万人”，刘秀经过多次苦战将其中势力最大的铜马军“悉破降之”。
为了尽快使数十万降兵诚心为己所用，刘秀让这些降将“各归营勒兵”，而自己只带少数亲随一营一营去嘘寒问暖，以示对降者的信任，这一冒险行动感动了所有降者，他们相互说道：“萧王推赤心置入腹中，安得不投死乎？”于是刘秀“悉将降人分配诸将”，一时间“众遂数十万”。
随后，刘秀又一一诛灭各割据力量，平定河北，在符谶的示意下，刘秀称帝，此时的他，俨然已是全国主要的几大割据势力之一了。
更始与赤眉对长安和洛阳的争夺，给了刘秀以坐收渔翁之利的机会，在击败了战胜更始帝的赤眉军以后，刘秀控制了整个中原地带。他选择洛阳定都，显然是因为洛阳更靠近河北，他在这里有相对长安更好的民意基础，随后，他得以用“天子”的身份四处征讨不服者，逐一平定各地。公孙述在四川灭亡后，基本完成了复兴。
出人意料的是，刘秀突然在政策上出现了一个大转折，开始削减武术。西域十六国遣子入侍，请他在西域重新设立都护，他竟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为由还其侍子。太子问攻战之事，他答以“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用孔子不答卫灵公问打仗阵法的典故委婉的避开。
对于追随他打仗多年的功臣们，他用极高的秩禄和隆重的礼仪来回报，却不让他们当官，反而在全国征召饱学鸿儒之士充任公卿，于是儒学大兴。
相对于其他的帝王而言，刘秀能做到文武全能，这一点不简单，而他的勤奋则更是难得。《光武纪》记载，他每天天亮就早朝，要到日落才罢，还常常和公卿、郎官们讲论儒学经义道理，夜里很晚才睡觉。太子怕他太累，让他“颐爱精神，优游自宁”，他答以“我自乐此，不为疲”——就这份工作、学习的态度，我们今天也没几个人能做到，可见刘秀的成功绝非侥幸。
事实上，他的勤奋为后汉建立了基本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框架，这就是儒学立国。
前汉武帝虽然崇儒，但也好法，宣帝更是明言“霸王之道杂之”，但刘秀虽然也在用“霸王之道”，却从不言之，反而对儒学进行了大力推广，使后汉成了儒学发展的黄金时代。
当然，后汉儒学的兴盛还是有其背景因素的。前汉代的元朝皇帝擅长儒学。到了前汉代末，儒学无论是在名义上还是实实上都已经超过了数百所学校。刘秀早年去京师求学，自然受其熏陶。
再则，跟随刘秀打天下的将领们绝大多数也是饱读经书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皆有儒者气象。”可见，当时的兴儒，有前汉政策惯性的因素，而刘秀的努力，则使儒学再次获得了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