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了这篇作品，我心中莫名地产生了许多感触，这让我印象深刻。于是我决定立即写一篇读后感，来记录下自己的感受。根据您的要求，励志的句子为您整理了一些相关信息：“中国思想史读后感”。希望我们的网站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并为您提供所需的帮助！
中国思想史读后感【篇1】
《中国伦理思想史》读书报告
作为伦理学研究生，罗国杰老先生的《中国伦理思想史》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这学期在魏老师的带领下初步对《中国伦理思想史》进行了阅读，假期有对其进一步精读，收获颇丰。
《中国伦理思想史》以历史发展为线索，以重要著作、重要思想家为重点论述中国伦理思想史的发展历程。全书上下两卷，共八编。上卷论述先秦至明中叶中国伦理思想的发端，封建伦理思想的奠基与形成、系统化及其统治地位的确立、演变以及封建伦理思想的深化和成熟。
下卷的主要内容是明中叶至新中国成立前封建伦理思想的衰落早期启蒙主义伦理思想兴起、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读了第一卷。在这里我想对上卷的部分内容**一下自己的心得。
伦理思想在中国极为繁盛时期大概我们都会从孔孟说起，他们开启了对人性的研究，孟子的“行善论”更是开启人性的新篇章
“孟子道性善”，以孟子人性思想为性善论，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善性只是孟子对人性的具体认识，只是孟子整个人性思想的总结。只说到性善，不对孟子提出这一结论的理依据做深入的研寻**，就不可能全面认识孟子人性思想的丰富内容及其深刻意义。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
“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
“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告子说“生之谓性”，意思是凡天生带来的就叫作性。孟子虽然也认为人性是天生的，但他反对“生之谓性”的说法。他反驳说，如果说“生之谓性”，那就无法将人性***、牛性区分开了。
因为只有从生物本能出发，人与狗、牛等没有根本区别。他不是从人的生物本能看人性，而是从人和禽兽的区别上看人性，认为只有把人与禽兽区别开的那些属性，即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特征才是人性。
关于这一点，《中国哲学大纲》中也有这样的论述：“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征。人之所同于禽兽者，不可谓为人之性；所谓人之性，乃专指人之所以为人者，实即是人之‘特性’。
”“孟子所谓性，指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而非指人生来即有的一切本能。”以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为人性，是人性论上一个大创造和大贡献。给正确认识人性提供了正确的思路，但同时，也给研究人性问题提出了问题：
人之所以为人之处究竟是什么？
孟子人性思想的又一个基本理念，是“天人合一”。要了解人和生活，我们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人之所以为人之处；二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人与万物的关系。
在明确以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为人性的基础上，孟子进一步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这是说明“心”“性”“天”三者的关系，是性善论的核心思想。
“仁义礼智根于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四心”是仁、义、礼、智的“端”。所以尽心可以知性，知性必须尽心。
心、性都在人，而性是天赋，又属天；天堂在人的外面和上面，但它也体现在人性中。所以“知其性，则知天”，知性亦即知天。天空不再遥不可及，无法辨认，而是可以辨认；人要知天，不假外求，只需修养自己的心性即可。
通过尽心、知性，上达于天，为的是“事天”，即顺应天道，安顿自己的人生，也就是安身立命。
如此，建立起了由修养心性而上达于天的理论架构，完善了天命与人生、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天人合一思想。而天人合一的核心和关键就在性；性兼天人，本于天而在于人，由内言为性，由外言为天；天人通过性而沟通为一。
以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为人性和尽心知性知天，通过修养心性而沟通天人，达到天人合一。这两点是孟子人性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对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回答了如何认识人的本质、特点，如何认识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位置等关于人生的根本问题。
对于我们在生活中认识和安顿，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和中国人观察、处理一切问题的过程之中，由此而形成发展了中华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的诸多特点。
以仁、义、礼、智等德性为人性，无此“非人也”，而善性并非自然具足，“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这就提出“做人”的问题。人生的第一要务是修养心性，提升自己，摆脱禽兽境界，堂堂正正做人。
由此而给“修身为本”的核心价值和道德传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天人合一，一心知天，人的修身不必外求天，一切都是以求人为基础的
尽心知性，居仁由义，同时就是事天立命。尽心知性一方面是反求诸己，诚意正心，是自主的修养；另一方面又是事天立命，循命而行，是必然和应然的使命。由内言，是修养心性，由外言，是事天立命。
所以中国人又讲“畏天命”，讲“天理”，把“天理良心”合提。尽心知性和事天立命合一，人生和天命合一，道德良心的自我约束和对天命的敬畏合一。
所以，孟子“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为人性”和“尽心知性知天，天道人道合一”这两点思想，实为儒学的重要基石。其深刻的内涵和意义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创造性地加以阐述和发展。
中国思想史读后感【篇2】
读中国会计思想
历史会计作为管理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以前就产生过，而在未来社会发展中始终存在，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书以中国各个时期商业和金融活动的发展为出发点，以**的会计管理政策为主线，联系中国会计思想发展演变的大局。在问题分析上，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分析了会计周期、财务管理和审计在各个时期的现状；二是揭示了发展现状背后的思想演进。
从两者的关系来看，前者是中国会计思想最基本的理论反映，可以站在现代会计理论的理场，研究中国会计发展的一般规律；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进行的更深入的研究。中国会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既是商业和金融活动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政治和文化作用的结果。从会计思想的发展来看，大致经历了古代会计、现代会计和当代会计三个阶段。
会计思想的萌芽
会计思想首先是简单的计数观念，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萌生于人类识别和监督的需要，孕育于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需要，商品经济思想的演进是会计思想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就是说，会计主要是应一定时期的上也需要而发展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只有少数时期，封建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在大部分时间封建**是采取重农轻商的政策，商业金融活动一直受到压抑，只是到明朝中后期才有比较长足的发展。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会计思想的萌芽时期，判断会计思想的出现应该是以会计循环体系逐渐形成为标示，夏代是古代中国正式进入文明时代的开始，它所建立的以父权家长制为基础的奴隶制的邦国组织，不仅为以后上周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中华名族几千年传统思想的形成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明确的会计凭证和会计计量方法，文字叙述式的会计思想已经出现，但是会计思想初露端倪；春秋时间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演变的时期，此时的会计思想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从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到会计报告整个会计循环体系已初步形成，理财思想和审计思想开始出现，但是会计思想已经基本确立。
单式会计思想的确立和规范
随着商业金融活动的进一步发展，秦汉南北朝时期的契约思想已经发展的相当完备，产权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单式会计思想逐渐确立和规范，会计凭证思想逐渐规范，会计张博进入到序时流水帐时期，会计报告也进入到数据与文字结合式的阶段。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和巩固的初始阶段。与春秋时期相比，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进步。随着科技的进步，汉代先祖刘邦的转换梁，驰山泽禁制政策的实施，中国古代商业活动进入了黄金发展期。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战争频繁。在“独立政权”时代，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商业和金融活动受到严重冲击，会计思想基本处于停滞或倒退状态。
单式会计思想的完善和复式会计思想的萌芽
唐宋时期是勤工俭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期，中国古代风剑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相对较快的时期。隋唐时期，商业经济的发展是农业经济的封闭性发生了变化。农业经济的增长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农业、工商业的帮助下，金融信贷业进一步完善，涌现出一大批金融信贷机构。这些鱼15世纪复式会计思想产生时的意大利沿海城市金融业的状况十分相似。
随着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与士大夫的交往日益密切，商人的政治地位也得到提升。西汉以后，会计思想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此时，双重会计思想初步出现。
唐宋时期会计凭证逐步多样和规范，例如，为了防止数据被修改，预防**行为的发生，唐朝时期创造了一套现在还在应用的会计体系数码字，即“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
唐宋时期会计账薄的称呼逐渐同意，会计账薄体系的设置也比较完善，唐朝时期吧会计账薄称作为：“账”或者“账薄”，而到了宋朝，有关经济事项的记录统称为“账薄”，也出现了“账薄”的称呼。三脚账的思想也随之出现。
唐宋时期，**产业的管理机构比秦汉时期更为庞大和完备。唐代**企业的组织是多层次的。**里有少府督察。他们将是监督员、军事监督员和水监督员。可见财务管理的思想相当完善。
比部审计机关最早出现在曹魏时期，隋唐时期由刑事部门管理。初唐时期，比部审计达到了鼎盛时期。宋代，比部审计逐渐淡出，其次是财务管理机构审计制度。
复式会计思想的发展与完善
明代，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萌芽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出现，封建社会产权的演变，如商业和金融活动的不断创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中国古代的单一会计思想比较完整，双重会计思想逐渐发展和完善。中国复式会计思想的发展则经历了三角账一龙门账一四角账
单一会计观念的完善，主要体现在会计凭证、会计帐簿的设计和管理上，并深深烙上封建主义的烙印。
明清之后，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理财思想开始出现，明朝中期之后，生产规模日趋扩大，商业资本逐渐向工业资本转化，社会财富通过各种途径逐步转化为生产资本和流通资本，消费性借贷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财务管理的思想不仅深入到从事生产经营的生产企业和从事商品流通的商业企业，而且一些皇室贵族，各级官吏也以相当多的资本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或高利贷金融活动中。中国古代的商业资本自先秦形成以来，到了明朝中期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商业资本苦熬大了商品流通的范围和规模，使以买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高，手工业者逐渐从农民中分离出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在当时进行举债经营这种具有现代集约化思想的萌芽已经出现，按照现代财务管理的观点来看，这是财务杠杆思想的最初体现，尤其是金融领域的不断创新，钱庄，账局和票号等金融机构的出现，更是具有现代财务管理的意识呼之欲出。
明清时期，审计以科教为主，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封建审计制度，具有审计摩擦功能。明清时期封建**的审计职能主要由都公所、六署、务部、户部履行，各有一定的审计权限。
中国近代会计思想
中国现代会计思想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背景下产生的。按照传统的解释，第一次科技革命不仅是生产力的巨大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在生产力方面，它改变了生产力的主要因素——生产工具，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会计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世界资本主义制度逐步形成，资产阶级通知世界的地位终于确立。东方的中国、印度等国开始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造就了会计中心的建立。
先进的会计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对这些地区的旧会计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科技革命使企业组织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孕育了现代会计思想的萌芽。独资、合伙等简单的企业组织形式是第一次科技革命前的主要形式。
第二次科技革命以电力技术为主导，以工业电气化为特征。这场科技革命的产生，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与美、英、德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起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第二次科技革命是人类社会有计划、有目的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许多新科学，并迅速转化为第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进入电气化时代，为现代西方会计思想向现代会计思想转型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前后，第一次科技革命发展到中后期。然而，在风剑社会的中后期，中国仍然是一个对外封闭的小农经济体。中国现代会计思想仍保留着古代会计的痕迹。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其过剩的生产能力不可避免地涌入中国，中国现代会计思想也不可避免地被西方双重会计思想所烙印。
中国现代会计思想家在与西方会计思想交融的过程中，开始有了许多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蔡锡勇的创新会计思想,蔡锡勇作为近代引进西方会计思想的第一人，其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有收必有存，收付必相等”的原则，以及账薄的名称和组织亦依照中式薄记”。蔡氏这种借鉴西方先进会计理论并根据中国国情予以改变通融的会计创新思想史难能可贵的。
2。潘序伦的会计创新思想主要体现在会计主体和会计科目的创新、会计框架基础的辨析、关闭报表的分析功能等方面。
3 梁润身的创新会计思想，增减记账法，即我们现在所谓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4 杨汝梅的无形资产思想，已经和现代的会计思想比较接近，他认为五行资产是商誉，专利权，特许权等具有相同性质资产的名称。
5 杨端六的创新会计思想，提出以成本利润核算为基础的财务制度是近代企业的核心基础。
⑦近代**对会计的立法思想，在当时，无论是北洋**还是蒋介石的国民**期间，**的会计思想也在沿着与西方接轨的趋势前进，191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临时约法》规定：**行政系统设置财政部来管理全国会计工作。主管全国会计权的是财政部会计司。
这一时期的**会计立法思想的创新，一方面，表现了对中国传统会计立法思想的改良；另一方面，又不局限于欧美等西方国家会计立法的形式。在宪法中独辟一章来阐述会计，一方面显示出对会计管理的重视，又显示出当时**对会计还没有进行专门管理。
中国当代会计思想
当代的中国正处于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这次革命不仅使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而且使企业的规模和组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跨国公司开始出现，国际**迅速发展，这些都推动了会计思想的飞速发展，对当代中国会计思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前的会计制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1957年，学习前苏联时期；1958年——1978年，自我创新阶段。于此呼应，新中国的会计就具有阶级性的特征，认为地把会计分为资本主义会计和社会主义会计。
1951年，苏联的马卡洛夫在**财政部所做的《社会主义会计的务实》的讲话，规划了今后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会计制度带有明显的政治经济学观念，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中国会计学界的共有信念就是学习苏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在计划经济时期会计思想的论战不断，记账法的论战反应了当时的产权状况，国家公有制的思想必然要求会计思想从内容到形式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相协调。会计属性的论战主要是阶级性和技术性的论战，开始受苏联的影响，后来，随着认识的深化，认为会计具有阶级性和技术性两种属性。改革开放时期主流会计思想的争论，中国会计思想逐渐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对会计思想的讨论最为著名的就是一杨纪琬和阎达五为代表的“管理活动论”思想，以及以葛家澎和余绪缨为代表的“信息系统论”思想。
与此同时也有些非主流会计思想的出现，会计控制思想，**于西方会计思想，代表人物是杨时展，郭道扬教授，提出，会计是一个控制系统。指出了信息系统说的片面性：“会计信息系统说强调了这一方面，从而，使今天的会计工作十分注重于保持输入和输出信息之间的不走样，并以会计标准，审计标准，职业道德标准等使会计行为日趋于规范化，科学化，来保证输出信息的可信”。
中国思想史读后感【篇3】
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的读后感，来自当当网的网友：刘泽华对王权主义的历史内涵作了如下界定："王权主义……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适应的观念体系。"（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总序》第1卷《先秦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xx年版，第2页）在刘泽华的界定中，"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是"社会结构"的基础，或者说"社会"是在"王权"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作为"观念体系"的王权主义则是王权主义上层建筑和由此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的产物。那么，在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创造出它的产物社会结构之前，作为"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的王权主义又存在于何处呢？或者说，它的"控制"对象是谁呢？它又在哪里"运行"呢？现实的历史并不想刘泽华所理解的那样。王权主义能够发展成为"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不仅有一个过程，而且根本原因恰恰在于前现代中国有"家"有"国"而"社会"虚化，或者说，"社会"的虚化是王权主义作为一种"共同体"控制和运行机制得以发展起来并畅行无阻的根本原因。王权主义与"社会"之间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关系，它的职能不是要"形成社会结构"，相反，是要竭力阻止"社会"的形成。作为权力系统的王权主义和作为观念体系的王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的历史上也正与刘泽华的理解相反。客观实在的历史事实是，王权权力系统和王权观念体系只是王权主义的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而不是两个不同的层次……
中国思想史读后感【篇4】
关于清代考据学的思考
——读葛兆光《中国思想史》有感
孙欣欣
对于清代考据学的兴起，葛兆光试图用“话语分裂”来解答。
长期以来，对于清代考据学，一般有两种看法：一看作是宋明学术的反动，以梁启超、胡适为代表；二看作是宋明学术的延续，以钱穆为代表。葛兆光认为由于“话语分裂”，士人不得不利用考据表达思想，保护知识话语，因此他先从知识史外部变化解释，这种外部变化又与学术、思想内部走向相一致，考据学得以兴起。
外部变化包括民族主义失去合理性、政治权力垄断士人话语、三种话语分裂；内部走向主要是“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两种思想倾向以及经典考证之学所具有的儒学重建意味。
十七世纪后的近两个世纪，思想界表面上维持宋元以来的同一，但这种同一性掩盖了差异性，和谐下恰恰蕴含着两种分裂：一是社会生活分裂为公共与私人生活，导致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的分裂；二是智力领域的分裂，即义理与考据。
由于士大夫将“文明”、“民族”、“国家”、“王朝”等同，明王朝的覆亡就等于中国文明的灭绝，因此明代后期出现的思想多元化倾向转化为简单的民族主义思路，士人最终提出“华夷之分”。这种思想的合理性建立在民族命运的激愤和故国哀思的感情上，是以种族偏见取代文明的价值评判。
但随着亡国的历史记忆淡去，士人意识到这一思想的漏洞种族、政权≠文明，民族主义就会失去目标和基础，而经过顺、康、雍三朝，人们的空间认同逐渐由“大明帝国”扩展到包括满、汉的“大清帝国”，清朝皇权逐渐确立其合理性与合法性，“中国”从种族意味变为文明意味，民族主义最终失去合理性。
清初政治权力采用三种策略（重用或表彰理学名臣，吸纳学术与思想界的中坚人物；通过上谕、诏书、考试制度推介儒家或理学思想；运用权力的批判和批判的权力，确立对真理的占有权）巧妙地垄断了本应由士人解释的真理，帝王的“治统”兼并“道统”，士人普遍处于“失语”状态。而思想话语的权力垄断在皇权中，进一步确立皇权在政治、道德上的合理性。
国家与权力通过垄断真理控制生活与思想，士人无法逃逸官方认可的语言，在看似真理的意识形态中，不自觉却又自愿放弃本来的独立空间和批评立场，士人丧失对真理诠释能力和社会指导能力。在公众或公开场合遵循官方话语,另外寻求表达自己思考和智慧的地方，政治生活与思想生活脱节，引起话语分裂。
由于话语分裂，清代士人拥有三种话语：用于官场、社交并且人人会说的社会话语，少数学者之间用的学术话语，用于家庭、友人间的满足心灵需要的私人话语。
经典之学有着深刻的儒学重建意味，包括用确凿和经典文本作为真理的依据来重建思想权威和通过重新考证和检验经典来瓦解“伪学”两个方面。但随着隐含着深刻意图的知识生产方式被官方学术淹没，激烈的民族主义逐渐退潮，重组思想世界的理想被官方程朱理学完成，也就失去了这种深刻性。虽然经典之学的批判意味渐渐淡化，但通过文字音韵训诂以及各种历史考证来研究经典的技术，也就是考据，成了士人表现智力和学养的形式。
总之，由于士人厌恶“空谈心性”，掌握真理途径发生转变，官方有意无意的鼓励，以及士人话语权力的失落，迫使他们通过进入考据学来逃避公开的、官方的、主流的话语的笼罩，同时也逃避思想的不堪承受的审查与监督。在此情形下，考据就形成了一种风气，特别是在经济相对发达、士人生存空间较好的江南一带流行。
中国思想史读后感【篇5】
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是一本很有特色的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论著，我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把它读完了。获益良多。
一、他这本书突出思想发展的“史”这个主线，所以，在这本书里，你很难找到具体某个人的思想，所以，看完这本书只能让你把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过程基本缕清楚，进一步的学习要再看一本中国哲学史或者其他人写的中国思想史。
二、第二，这套书里加入了一个其他“思想史”没有的东西，那就是“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这也是这套书的一个亮点同时也是有很大争议的地方，作为我们的话，读读无害，我个人认为他这种写法是非常有想法的。我认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不但存在于中国历史中，而且是贯穿中国历史始终的，在知识、思想与信仰平庸的时代可以用它来表示那个时代的思想，在思想激荡的时代则被影响力巨大的思想所淹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写一部中国“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史出来。
三、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必须要把导论读明白，导论没读懂的话，下面两卷读起来不是很顺畅，所以我读了两遍才开始正文的阅读。
四、葛的这套书有千页之多，所以必须要弄清楚他的写作思路。看目录会发现，他分两卷，把唐代前后作为一个思想史的分期，而在这之下又进行了分期，每一编就是一个思想史段，每一编都是围绕一个主题，比如百家争鸣，比如新儒学，比如佛学等等，所以在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主题结合起来理解，不然就可能看了后面忘了前面。
五、读的时候会发现，这本书的所有章节全是用总分的结构来写的，也包括每一段都是用总分结构来写的。它一章一节一段都有一个主旨，这个主旨就是它的开始段、开始句，后面的全是围绕这个主旨来写的，所以，当你明白他要表达的意思后，也就是看懂第一句话后，后面的那些围绕主旨的阐释性的话语就可以跳过去直接看后面的，这样，一段弄清楚了，一节的主干也就抓住了，一章的内容也就把握了。这本书每一节都至少有二十多页，完完整整地去看一节的话至少需要一个小时，这样算下来，要把整书看完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六、思想史是一个承上启下而且不断创新的过程，在看的时候如果能够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也就是看到某一段的时间把它与它之前的思想联系起来作个比较，看它们之间的关系，这能促进你对思想史的理解。
七、这本书里通常是用年代而不是朝代来标记时间的，所以最好把各个朝代的起止时间写在书的首页或者尾页，作为一个工具。
中国思想史读后感【篇6】
作者：张凯张哲汇
**：《智富时代》2018年第01期
读了《中国思想史》，我深感古时候王朝的更替不仅需要强大的武力更加需要的是对民心的征服。但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那就是王朝的更替正义与否，那么正义这个极具道德标签的词是否能跟冰冷残酷的王朝更替搭得上关系呢？
说实话，这两者间的关系用具物代入的方法很容易判别，二者并无实际联系，甚至硬要把二者扯上关系的话甚至是有些荒谬的。因为王朝的更迭本身就是一种纯粹的利益竞争，那么正义又如何呢？难道前朝的坐天下就是理所当然，就是正义的？
那岂不是说前前朝的更正义？那这个时候似乎就出现一个悖论了，那就是永远是“非正义”似乎永远会战胜“正义”，由此可见用正义作为标杆去衡量王朝更替其实是非常荒谬的。但现实告诉我们“世间万物各种形态皆有，并没有规定负面的事物是不容于世的，因为这负面与否不也是人类赋予它的定义吗？
而人本身只是万物中的一个，我们如何才能确定一个事物存在的价值呢？”，而这为了我们眼中的谬论赋予了存在的可能性，而在王朝更替阶段的正义定论的存在又是其存在的实证，所以此时再去对其荒谬与否定性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该种评价完全不影响其客观存在。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王朝初立时总是会存在一些民怨或者反对的声音的，这其中就不乏有因为对该王朝更替的非正义认定的原因存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定性评论？以我一个法学生的视角来分析：
江山未定时本是无主物，只有当某人将其置于自身可控领域时构成类同于民事领域的“先占i”时，其自然也也被推定为“物主”了，这种因先占而被推定为主人的传统已经传习了几千年了，一个已被先占的“物”被人明目张胆地“抢劫”，这就是不正义的**了，所以当一个王朝被另一个王朝取代的时候，总会被冠以乱臣贼子的罪名。在中国古时的封建社会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ii根深蒂固，而在明朝之前，中国人甚至不知道其他六大洲的存在，所以几乎可以这样说，在秦朝大一统之至明朝这段期间，皇帝基本认为其登基即意味着全世界的拥有，而这简直是一个人生不可逾越的巅峰，所以其所携带的**也是无比巨大的，**导致的群雄并起意味着没有强大的武力是没有资格来逐鹿天下的。但光靠武力是不够的，从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就可以看出。
中国思想史读后感【篇7】
教师爱学生，还表现在教育的民主性中。我们教育中的民主精神是不够的。教师对学生说话，教师命令学生服从，师生之间平等对话太少。我们经常抱怨社会缺乏民主，但谁知道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是学校民主。
没有学校的民主，何谈社会的民主。所以我们教师应善于倾听学生的声音，可以通过谈话，适当的引导，
适当的鼓励，这样才能更多的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不但能拉近师生间的距离，
也更有利于教师在稳固的基础上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因此，我们教师应该致力于爱护学生和教育。只有爱，才能赢
得爱。爱是教育的源泉，也是教育成功的基础。
新的教育也让我明白，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应该善于学习，不断充实自己。这是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的基础。
我觉得教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任何一个优秀教师都离不开前代人的教
育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用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和我们的生活经历，
与过去的大师们交流，解释我们对教育的理解。我认为作为一个教师和
其他工作者不一样，教师需要各方面的知识。一个知识面不广的教师，很难给学
生人格上的感召力。学生对我们的老师有很高的期望。他们把我们的老师当作百科全书。
在他们眼里，老是无所不知。如果老师问问题，不知道三件事，他们会失望的。
所以教师对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非常重要。
教师也要努力了解学生的世界，善于与学生沟通，成为生活中的人
好朋友。教师也要有丰富的教育背景、经验和经验，所以教师要善于学习，不断
更新和积累知识，才能教育好学生。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教育工作者还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这样可以说是教育上的有心人了，一个人之所以能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个有心人，有心就能成功，有心就是要在平时的工作中用心教育，要不断的总结教育，并记教育日
记，记录教育现象，记录自己的思考和感受。不断的探索和创新，创造自己的品牌和旗帜。不断总结自己的教育经验和成绩，逐步树立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的特色
的风格和体系，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教育工作者。
教师还应该要有社会责任感。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生活就要有责任感，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作为一个理想教师，就应该非常关注社会，非常关注人类命运，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责任感，教师在课堂里面和学生讨论环境，人口等问题，才能唤起学生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我们要让学生在离开学校的时候，带去的不仅仅是分数，更重要的是带着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理想的追求。
对于年轻教师来说，“只要不让年轻时美丽的梦想随岁月飘逝，成功总有一
天会出现在你的面前。”这是作者对我们的真诚规劝，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我们
我们要投身教育事业，以本书中理想的优秀教师为标准。并
且像作者所说的那样不要羡慕别人，不要感叹时运，要做起来，要不停地做下去，
哪怕不顺，哪怕艰难。我希望自己也能如本书中说的那样“当我们的学生离开校
园的时候，带走的不应该只有知识，更重要的是对理想的追求”。
中国思想史读后感【篇8】
《中国思想史》主要说的是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
他的第一部分《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先是充分利用了传统文献，现**论以及考古发现，先是重构了上古思想世界，即使：大同世界，接着诉说了上古三代即殷商周，的观念与思想，然后则说明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他们的主流思想：儒，道，墨。
三种那个时候的主流现。虽然现在我们常常说的，也常常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所谓古代中国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传统，但是事实上已经不是秦汉时代奠基的那种古代中国思想，而是经过唐宋两代相当长时间才逐渐建构起来的新传统。
在：《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最后，所讲述的是外来的思想的传入，以及思想大融合的演变
这部书正文的第二部分《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在八世纪的社会变乱之后，由于一统而变得平庸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再一次重新调整自己的思路，重新发掘历史资源，围绕着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人们借助旧学开出新知，提出了种种问题，终于在传统中求新变，在宋代形成了以“理学”和“心学”为代表的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在经历了“道统”与“政统”也就是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短暂分离的历史后，十三世纪前后，中国确立了新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也由于这种观念的制度化和世俗化，在那个时代形成了古代中国伦理的同一性。
这是中国受到的传统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思想变革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可是，经过元明两代，当十六世纪的中国开始从“天下中心”的朝贡想象逐渐进入“万国”的时代，中国这种思想却与信仰世界却渐渐出现了深刻的裂缝。明清交替之际，曾经有一度在表面上弥合了这种裂缝，暂时在公众和政治话语层面上，重建了同一的思想，但是，这种公与私的领域之间已经**的传统，终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的压力和**中开始瓦解，特别是1895年中国被日本所败，在愤激的心情和屈辱的感觉下，中国开始按照西方的样式追求富强，走上了向西学这条没有前途的道路，并且由此，激出了现代中国的思想史。
中国思想史读后感【篇9】
伦理道德根植于人类社会实践之中，存在于人类社会关系之中。而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受早期“亚细亚生产方式”影响，特别重视血缘关系（氏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所讲的是“国家”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
同时解释了为什么我国古代特别重视以“孝悌”为中心的家庭家族的道德，并将之全部发展到全社会。
先秦时期是中国伦理从无到有的过程，无论如何，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从最原始的“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到尧舜禹之后的贵族内部道德堕落，一方面是朴素平均的集体主义；一方面是贵族内部的道德败坏。在这样的社会矛盾下，最初的伦理道德就会出现。其后建立的夏商周，首先都极为重视天和天命，认为他们才是社会和人生的最高决定者。
其次就是将道德充实于“礼”，到这里才初步明白了我们所讲的“仁义礼智信”中的“礼”并非只是礼仪礼貌，更多的是要去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以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西周的奠基者周文王极为重视道德，尊敬值得尊敬的人，处罚值得处罚的人，让庶民了解自己的思想和做法，这就是“明德慎罚”也是周文王的成功之道。孔子普遍同意周文王的做法，所以他相信德治和德治。
这也导致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原始宗教和道德才是调节氏族内部关系的主要工具，直至春秋时期法律的地位与道德相比仍然相差很远。
法家对“法为治本”的看法是这样的，他们认为民轻而贱不太懂仁义道德，只能用“刑”和“法”去“治”；本文分析了法律相对与道德的优势，认为道德维护私人，法律维护公共，私人与公共矛盾。为什么我们说一个人高尚要说他“因公废私、大公无私”说一个人道德低下说他“自私、损公肥私”这是因为我们的潜意识里已经承认了公才是道德提升的体现。而过度的像韩非子一样强调“公”会导致什么呢？
道德绑架。其实这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士大夫们恨不得废寝忘食累死在工作岗位上以获得一个“因公忘私”的美名，而稍稍有一点不同于主流的思想也不敢提出来，在捐助时有100两绝不敢只出50两，为什么呢，因为人言可畏呀。
“道”最初就是指“道路”，在《左传》中开始作为规律、规则、规范理解；广义道学的规律和原则，如天道、人道、君子道，狭义道学的起源和基础，即所谓道学之道。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认为“人性”必须是人本身所特有的，也就是说别的生物不具备的，因此孟子认为人性即“仁义礼智信”；而荀子恰恰相反认为人性本恶，好利争夺，喜好声色，即人的一切自然生理欲望。道家认为真正的人性是“顺应自然，乐天知命”；法家的观点与荀子的观点相似，荀子认为人性是自保，为利而战。
在道德实践中，处于主导和统帅地位的道德素质称为伦理精神，伦理精神集中地反映了一个时代中某个阶层、团体的道德理想、道德信念和道德风尚。“仁”左人右二，故表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往来，相互友爱。“义”为准则，“仁”为动机，孔子对“仁”的定义就是：
爱人！“义”原来同“仪”，指礼节、仪式、或容貌、风度，后才被赋予道德的内涵。
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也只有完成这三不朽方可立地成圣！圣人王阳明言：“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陆九渊亦言：“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在王阳明的心学中有这样一段话吸引了我，因为和我们“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校训有关。
“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其实质是遵守儒家伦理道德，成为圣人。
曾几何时，社会上充斥着追求名利的短期行为，人们冲向名利场，根本无法顾及不朽名利的诉求。不用说“立德”方面的假仁假义、外廉内贪的道德作秀，“立功”方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就是在被先贤古哲视为生命的“立言”方面，时下的不少著书撰文者所追求的也不再是不朽，而是速成，而速成者自然就难免乎速朽。如果从胡适所谓“社会的不朽”的角度看，真不知道急功近利的他们能拿什么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
对得起子孙后代？“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这句历史上个别统治者的口头禅，如果不幸成了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或社会的潜规则，那才真是莫大的讽刺和悲哀。
最欣赏的是这样四字“经世致用”，也因此对于道家一味地出世并不认同。有才能就要报效国家，达则兼济天下嘛，这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也可得到验证。最后想说，上下五千年的传承，中华民族为何屹立不倒，我们这样一个传统的农耕民族，没有异族人那样强健的体魄，没有外国人那样先进的**，但是我们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民族精神，有“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铁骨铮铮，有敢于踢碎“东亚病夫”招牌的一往无前！
而这些融入血脉中的气节，正式一代代先贤凝练出的伦理道德：仁者无敌。
中国思想史读后感【篇10】
小编希望 《中国思想史》读后感这篇文章对您有所帮助，如有必要请您**收藏以便备查，接下来我们继续阅读。在《中国思想史》这本书中，作者认为我们应该从生活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的角度来思考其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力。对于19世纪末的学者们来说，儒家思想是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所以对研究晚清思想的者来说，注意儒家传统的内部问题并探索其含义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应该努力想想自己处于儒家文学士的地位，明确儒家作为一种充满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问题。以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及其发展来理解晚清儒家思想内在的变化动力。然后根据传统内在的多样性和内在的发展动力来回应西方的冲击，以了解中国对西方的回应。
作者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受改良运动的影响，思想变化的速度急剧加快，而这场运动巨大的思想意义却常被人们所忽视了。
至于思想背景，笔者主要从儒家思想的内在变化来分析。在儒学的实践者看来，儒学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哲学体系或一种知识研究。还有务实的动机和信仰作为生活的本质。
学术研究从内部对儒家思想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在儒学关于内圣外王理想的争论中，形成了各种新儒学流派。然而，现代文经学派的一些成员却试图将儒家的实践应用思想和模糊改革作为真正汉学的核心内容，从而试图否定汉学在实证研究学派中的地位。最后，在通常被错误地认为是经世理想惟一的维护者的经世学派中，特别强调将行政上的革新作为儒家治国之术的一个必要成分。
这些思潮及其与西方影响的互动，以及康有为的中间作用，成为梁启超90年代初思想发展的转折点。
康有为认为真正的汉学应该在西汉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经学流派中找到。他为今文经学派辩护，反对古文经学派。试图摧毁那些作为经验主义研究学派依据古文经学的阵地，从而确立今文经学为孔子教义的真正宝库。
揭示今文经学派的主要理想为经世致用，以及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倾向制度改良而非维护传统教义和制度。康有为认为孔子是一位贤明的政治家和制度创新者。他主张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儒家思想的理想。儒家思想理想的实现需要制度的变革。
中国思想史读后感【篇11】
1895年，既在中国政治史上是重大的历史转折，也是中国思想史的巨大分野，是中国思想史发展脉络陡然一变的开始之年。
曾几何时，日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都是作为“岛国虾夷”而存在的，它受到中华文明的浸润和辐射，尤其是在中国上层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记忆中，对日本始终是无端鄙夷和居高临下。即使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攻击，门户洞开，即使中国人已经注意到日本人“效仿西法”，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但中国人始终没有把对日本的警惕提高到对西方警惕的高度上。
直到1894年，一贯自居**上国的清王朝无论在陆上还是在海上，都被岛国虾夷彻底击败了，**上国的尊严洒了一地。中国不得不割地赔款，签订城下之盟，无端鄙夷突然变成了痛彻心扉的忧郁激愤和耻辱无奈，这深深地刺痛了所有中国人，时人发出了“以中国之全力受困东隅，国将何以为国”的叹息。从知识分子到****，从保守人士到洋务官僚，人们痛心疾首。
“穷则变”，直到此时，在惨烈却无奈的现实面前，中国人才彻底醒来，“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自强才真正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观念，成为社会**的核心问题。
在自强成为社会共识的语境下，如何“自强”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对待异质文明的冲击，当时人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采取普遍主义态度，自动向西方靠拢，主动与西方的技术、文化和价值观并轨，寻求与西方相同的工业化发展方向和追求实力生存法则，简单说，就是全盘西化。首先，我们应该采取民族主义的态度。只有实现了国力，才能在世界秩序中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和主流文化。
在当时的国难之下，一方面，中国人迅速转向西方，抛弃传统的老派，转而追求西方的新知识。西方文化在中国空前地传播。另一方面，民族危机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危机意识，颠覆了中国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在这种背景下，现代中国人对西方和日本人的爱恨态度是矛盾的。
救世与启蒙的关系，学术界争论了几十年，但至今没有定论，这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话题。事实上，对这一问题的经验和**始于甲午之后。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时，人们只能边走边过河，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正当维新变法如火如荼地展开仅仅三年，一场政变打断了探索的过程。
到目前为止，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仍然在协调自强与启蒙的关系，或者说是在绕道西方社会发展的轨道。我们不仅要赶上西方工业化的步伐，还要努力保持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国发展的探索始于中日战争。
这条道路将走向何方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中国思想史》不仅告诉你历史史实和历史困境，还引导读者对照历史，反思现实，为现实困境求索解决之道。这样，书籍的生命力就不仅仅局限于过去，更在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