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对于“《悲剧的诞生》读后感”还不了解的话，我建议您阅读本篇文章。我相信在阅读过程中，您将获得许多收获和思考。阅读丰富了我们的大脑，增长了我们的见识。许多人通过阅读作者的作品从中获得很多收获。而亲自动手写读后感可以培养我们的逻辑思辨能力和写作能力。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1】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第一步正式出版的著作，发表于1872年。尼采是德国人，在1866到1872年间，德国还处于皇帝的统治下，并且连年征战，社会比较动荡，学术界也比较偏向于传统保守。尼采当时是巴塞尔大学的古典文学教授，年轻有为且前途无量，正在研究古希腊罗马精神，学界都在期待他写的文章。然而，《悲剧的诞生》一经出版，这一通惊世骇俗的新理论就激怒了学术界，还因此引来了不少批评，连他的老师和学生都不支持他。直到现在，这本《悲剧的诞生》虽然已经非常出名了，却依然没有得到承认。但是尼采是很有点执着又浪漫的文人精神的，面对这么多的反对声音，依然没有放弃追求自己的哲学理想，坚持把自己的思考进行到底，后来又陆续发表了代表其思想的其他文章和书籍，比如《自我批判的尝试》、《偶像的黄昏》等等。
我买的译本是周国平先生翻译的版本。作为国内第一个翻译尼采书籍的翻译家和文学家，周国平先生很用心地为现代青年们作了序言和导语，在书籍的最前面简要介绍了《悲剧的诞生》的主要思想。二十世纪时，周国平先生把尼采美学带到国内之后立马引起了一股美学热潮，当时的人们都以谈论哲学为荣，有文化有情怀的人才是高贵、高尚人士。
尼采说过这样一句话：“苏格拉底杀死了悲剧。”我虽然还没有读过苏格拉底的著作，但前不久刚刚读完苏格拉底的徒弟柏拉图写的《理想国》一书。《理想国》里把正义定义为，城邦里的每个公民都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可见柏拉图的思想倡导的是用理性约束自身的行为，光靠感性是不能建设美好国家的。柏拉图的思想有很大一部分承袭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以研究人性中的理性、倡导“独立自主”思想而闻名，后世不少西方政治学家和哲学家的理论起源都来自于苏格拉底。尼采是一个富于感性的、浪漫的思想家，他像无数的思想家一样关心人类存在和存在价值的问题，但他不认同苏格拉底在人性中这种只看重理性忽视感性的观点，网上有网友这样评论：苏格拉底作为“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的化身，既谋杀了古希腊悲剧和艺术，又可能造成巨大的政治灾难；苏格拉底用理性否定本能，其“理论乐观主义”杀死了悲剧。苏格拉底作为“科学秘教的传播者”，导致求知欲和科学精神在后世的泛滥，由此成了“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漩涡”，可能带来可怕的政治后果。
先意识到尼采是这样一个充满浪漫感性、想法大胆又天马行空的人之后，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尼采的美学思想。尼采寻找诸如音乐、抒情诗、悲剧等艺术种类的本质以及人为什么需要审美的根源时，开创了独特的“日神酒神二元冲动”学说。日神和酒神都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代表人物。日神阿波罗是光明之神，支配着世界的美丽外观，这种外观是不同的人主观看到的不同世界，也可以说是一种幻觉，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客观世界本来的面目；酒神狄奥尼索斯是一种艺术力量的象征，古希腊常常有民谣集会来纪念酒神受苦的场景，而这种集会仪式中人们尽情饮酒作乐，纵情恣意，说明古希腊人潜意识中渴望脱离个体的束缚、回归原始回归自然，本质是“个体化原理崩溃时从人的最内在基础即天性中升起的充满幸福的狂喜”，是人类放肆的天性。酒神与世界的本质相联系，日神与现象相联系，那么自然是酒神是本原的因素。
我对此简单粗暴的理解是，日神象征人类用理性建造出的实物上的美，而酒神象征着人类感性上对原始自然的天然渴望。周国平先生认为，日神是个体的人借外观的幻觉自我肯定的冲动，酒神是个体的人系我否定而复归世界本体的冲动。用我的头脑来理解，就是时代在发展在进步，效率越来越高事物也越来越精致，从原始人的小木屋到如今的摩天高楼就可以看出来，人类理性上是追求事物外观的精致和完美的；但是这种外观的精致美丽是“建立在某种隐蔽的痛苦和知识之根基上”的，意思是说社会发达的背后伴随着人民精神上的压抑与痛苦，看看二十一世纪人民的生活现状就不难理解了——生活节奏太快，打工人们为了跟上社会运转的速度每天痛苦的上班，社会竞争也加剧，从上学读书时开始就有“内卷”，每一天都处于压力之下，人性难免有压抑和扭曲——这些都是“隐蔽的痛苦”的外化表现。“二元冲动”，意思是日神和酒神虽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对立力量，但两者可以相互制衡相互促进，这就是人类存在的本质，社会也是在这种冲突矛盾中不断前进——当酒神力量放纵时，人民就会松散且沉溺于欲望中，需要理性的日神力量把人们从欲望的泥沼中拔出来；当日神力量盛行时，人们会感到苦闷不堪，需要感性的酒神力量来给人们进行一场心灵和肉体上的慰藉。“日神和酒神相互激法更有力的新生，在彼此衔接的不断新生中相互提高。”
在人们的头脑中，悲剧往往比大团圆结局更容易留下印象，悲剧也被认为时高级甚至是顶峰的艺术形象。古希腊神话中有许许多多的悲剧，出名的`例如普罗米修斯之火，都给人留下超出故事本身的震撼之感。按照尼采的解释，悲剧的诞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最初，只是群众的幻觉，酒神信徒纵情狂欢，在意识模糊的时候把自己看作是酒神随从萨提儿；然后，由此出现了萨提儿歌队，歌队成员用舞蹈、声音、台词等来扮演萨提儿，谈论这种幻想，但这个时候是没有舞台的，酒神只是作为人们谈论的对象被想象在场；最后戏剧产生了，有专人扮演死神本人，死神“真的”在场而不是聊天对象，是更立体的形象。这个过程就是酒神音乐不断向日神的形象世界进化的过程，所以周国平认为尼采正是在探索悲剧的诞生过程中开创了二元对立理论，进而找到了尼采的人生哲学。
《悲剧的诞生》之中的语言和普通研究所采用的正式学术语言很不一样，无怪乎学界既不接受尼采的思想也不接受这本书本身了。本书的文字就像尼采本人在和读者聊天，又或者是尼采本人在自言自语，把他的所思所想娓娓道来，很连贯很流畅，没有生硬的一二三四点或者是开头过程结果。平直中也有文学性，在写到激动的时候，尼采会连用五个反问句来抒发情感；行文中也有一些感性的、华丽的描写，把他要表达的内容夸张的叙述一番，加上他主观的感情“滤镜”于事物之上。
文学书是不好读的。在中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读张爱玲、李碧华的小说，这些书籍当然也属于文学之列，但是是非常有趣轻松的，有情节有描绘；但是像《悲剧的诞生》一样纯粹阐述作者的思想的文学书籍读起来就远没有那么轻松，有时读起来还觉得有些晦涩，需要大量的总结提炼才能读懂作者想表达的意图。然而研究文学，不能只选择读那些自己喜欢的、轻松的书，各方面经典的书籍都要涉猎，才能有一些小小的心得。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2】
在《悲剧的诞生》里尼采从没提到这一相似性，而他对阿里斯托芬的提及也仅限于引用后者对苏格拉底的批评。阿里斯托芬在《云》里面把青年时期的苏格拉底描述成热衷于自然奥秘和修辞术的智术师形象，喜剧对苏格拉底提出了如下两项指控：渎神罪（苏格拉底否认宙斯的存在）和败坏青年（苏格拉底教导青年殴打自己的父亲）。在剧中苏格拉底对其青年弟子的培训是通过代表两种相反生活方式的“正理”与“歪理”的争辩而完成的。正理代表了马拉松老战士时代的生活：主张严格的健身运动，克制情欲与享乐获得，远离政治和市场。而歪理代表了雅典的民主政治走向颓败阶段的状况：沉浸于荒淫无度的享乐生活中不能自拔，并且热衷于修辞术和政治。正理与歪理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之间的对立：正理主张的生活类似于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悲剧角色——简单的性格与言辞描写同跌宕起伏的情节与充斥苦难的命运之间的对照；而歪理所推崇的修辞术显然代表了欧里庇得斯及阿伽通这些新悲剧诗人的那种细腻化的描写风格。然而问题在于正理与歪理都不足以代表《云》剧中苏格拉底的生存方式：主张修辞术的同时过着完全禁欲的生活，而同时正理与歪理任何一方也都不代表阿里斯托芬本人的立场。
在尼采把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作为希腊艺术的顶峰所进行的分析中，融合了《云》中正理的观点（它几乎就是尼采所分析的充当日神式外观的悲剧角色在现实中的代表）与《会饮》里面阿里斯托芬讲述的原初人类的神话。对于这两个关键性文本，尼采在书中几乎是彻底沉默的。假如我们把《云》中出现的那个专注于自然奥秘并且热衷修辞术的青年苏格拉底形象，视作阿里斯托芬站在城邦诸神的角度对苏格拉底忽略城邦正义的批评，那我们仍旧可以提出两个疑难：首先，阿里斯托芬对青年苏格拉底的指控被尼采引用作为对哲人苏格拉底乃至柏拉图作品的指控，这种“对象偷换”是否合理；其次，阿里斯托芬本人对城邦诸神与哲学的关系持何种看法，在《云》中无法窥见端倪。另一方面，在《会饮》中阿里斯托芬的讲辞与尼采的酒神精神之间存在着极大相似性，那么《会饮》中苏格拉底的讲辞与阿里斯托芬的讲辞之间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同样适用于尼采提出的酒神精神，换句话说，假如柏拉图在《会饮》中说明了谐剧与哲学之间的关系，那它能否用来探究尼采的酒神精神的实质？《会饮》中苏格拉底引述了他与弟俄提玛关于探索爱欲的对话，按照施特劳斯的划分，在对话的中间部分，爱欲被解释为对永远拥有善的渴望，而这一渴望体现在欲求在美的身体中生育的欲望。爱欲是对善的爱而不是对属己之物的爱，是因为如果自己身体的某部分是坏的，那我们宁愿砍掉它。而《会饮》中阿里斯托芬的讲辞正好提出了一种对原初的整全存在的渴望，因而在这里苏格拉底强调善本身高于渴望整全存在的属己之爱。而在渴望通过生育而获得不朽之中，美的身体只作为生育行为的诱饵存在，于是苏格拉底又用对不朽性的渴望超越了对美的外观的渴望。我们对比尼采在书中对悲剧论述，可发现悲剧中的英雄体现了一种透过其毁灭命运融入混沌一体的内在趋势与其清晰明朗的行动与言辞所构成的存在形象之间的张力——构成对立面的二者似乎在弟俄提玛对话的第二部分全部遭到了降低，那么在苏格拉底讲辞的最后一部分他又说了什么呢？
尼采把苏格拉底作为一种乐观主义的科学精神的源头，把他视作是世界历史的漩涡和希腊艺术的转折点，这构成了尼采提出的“苏格拉底问题”的基本阐述，那这种阐述是否符合柏拉图作品中的苏格拉底的真实思想？在《斐多》里面苏格拉底提到了阿那克萨戈拉的宇宙论，他明确批评说阿那克萨戈拉把事物的自然构成当做是一切存在的原因的说法非常荒诞：“可是既然说我的行为凭我的智慧做主，又说我做某一件事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最好，而是因为我身体里面有筋骨等等东西，这种说法是非常没道理的。”在《会饮》里面苏格拉底也说他认为好的颂词应该是说出关于事物的大实话，但是要挑最好一面讲。可见苏格拉底关注的是存在事物最好，最高的面相，从而就这种考察本身而言就足以诞生一种对绝对性的要求，而不是尼采所谓的穷极事物之真理的科学精神，苏格拉底关注的不是说明诸存在者的最终法则，或曰现象世界的本质规律，而是存在者在何种意义上能够给出自身存在的存在性问题，为此必须不仅考察现象层面与超越层面，还必须能够同时理解两个层面的关系，即整全的真理。只有回到阿里斯托芬和柏拉图的作品，才能对尼采提出的“苏格拉底问题”重新开庭审问。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3】
读《悲剧的诞生》有感2000字
在《悲剧的诞生》里面尼采说明了悲剧的本质：渴望消弭个体的界限，融入作为存在之母的太一所充溢着的原始痛苦与喜悦的激荡中的趋势，通过在个体的形象与言辞中以对外观的梦境式观看获得拯救。从酒神精神中产生的泯灭个体存在界限的冲动在庄严静穆的外观中得到调和，这就诞生了悲剧艺术。尼采把苏格拉底视作这种悲剧艺术的侩子手，认为苏格拉底所代表的对绝对真理的不懈寻求使人不再能够理解悲剧蕴含的内在酒神因素，并且要求从逻辑的，世俗化的立场看待悲剧，从而把悲剧同占卜活动一起视作非理性的迷狂加以摒弃。苏格拉底代表了一种致力于认识世界的科学精神，然而康德和歌德这些近代思想家却也已证明了这种绝对化的认识本身存在着一条不可客服的界限，即科学精神所能达到的真理永远无法触及现象世界的对立面，它至多能揭示抽象的概念，即后于事物的普遍性，但对于音乐精神所潜藏的存在的真正内核，即先于事物的普遍性，科学认识无能为力。因此苏格拉底式的乐观主义，即相信真理的普遍启蒙和利用真理改善存在的乐观信念一旦遭遇它的这一界限，就立即转变为一种颓废的悲观主义，只徒然在种种现代的非审美艺术中聊以慰藉。尼采顺着这条线索展开了对现代艺术和审美理论中的道德取向与形象化风格的批判。他认为批评家所持有的道德论调建立在对酒神音乐的彻底丧失理解中，而近代歌剧及牧歌的流行则反映了把音乐当做是形象的摹本的艺术理解，这种理解使音乐完全脱离了要求融入存在之整体狂欢的酒神根基，从而只能导致一种孱弱退化的艺术形式。
尼采认为音乐同神话有着同一的根基，即酒神精神，它为悲剧素材提供了内在而原始的冲动，这种冲动包含着否定人的个体化存在的条件，从而否定奥林匹斯诸神所代表的那种与自然的谐秩序，力图恢复原始的提坦神对无限力量的渴望，并且在这种对力量的追求中因为与自然发生冲突而招致毁灭。值得注意的是尼采对酒神精神的说明与柏拉图的《会饮》中阿里斯托芬的讲辞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阿里斯托芬讲述了一个人类起源的神话，在他的故事中人类有着一个同奥林匹斯诸神不同的宇宙诸神的始祖，原初的人类十分强大，渴望向奥林匹斯诸神发起挑战，但被宙斯劈成两半而遭到削弱，但他们对原初完整性的渴望却通过爱欲保存了下来，在这种对完整性的渴望中同时包含着对强大力量与反抗诸神的渴望。在《悲剧的诞生》里尼采从没提到这一相似性，而他对阿里斯托芬的提及也仅限于引用后者对苏格拉底的批评。阿里斯托芬在《云》里面把青年时期的苏格拉底描述成热衷于自然奥秘和修辞术的智术师形象，喜剧对苏格拉底提出了如下两项指控：渎神罪(苏格拉底否认宙斯的存在)和败坏青年(苏格拉底教导青年殴打自己的父亲)。在剧中苏格拉底对其青年弟子的培训是通过代表两种相反生活方式的正理与歪理的争辩而完成的。正理代表了马拉松老战士时代的生活：主张严格的健身运动，克制情欲与享乐获得，远离政治和市场。而歪理代表了雅典的民主政治走向颓败阶段的状况：沉浸于荒淫无度的享乐生活中不能自拔，并且热衷于修辞术和政治。正理与歪理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之间的对立：正理主张的生活类似于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悲剧角色简单的性格与言辞描写同跌宕起伏的情节与充斥苦难的命运之间的对照；而歪理所推崇的修辞术显然代表了欧里庇得斯及阿伽通这些新悲剧诗人的那种细腻化的描写风格。然而问题在于正理与歪理都不足以代表《云》剧中苏格拉底的生存方式：主张修辞术的同时过着完全禁欲的生活，而同时正理与歪理任何一方也都不代表阿里斯托芬本人的立场。
在尼采把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作为希腊艺术的顶峰所进行的分析中，融合了《云》中正理的观点(它几乎就是尼采所分析的充当日神式外观的悲剧角色在现实中的代表)与《会饮》里面阿里斯托芬讲述的原初人类的神话。对于这两个关键性文本，尼采在书中几乎是彻底沉默的。假如我们把《云》中出现的那个专注于自然奥秘并且热衷修辞术的青年苏格拉底形象，视作阿里斯托芬站在城邦诸神的角度对苏格拉底忽略城邦正义的批评，那我们仍旧可以提出两个疑难：首先，阿里斯托芬对青年苏格拉底的指控被尼采引用作为对哲人苏格拉底乃至柏拉图作品的指控，这种对象偷换是否合理；其次，阿里斯托芬本人对城邦诸神与哲学的关系持何种看法，在《云》中无法窥见端倪。另一方面，在《会饮》中阿里斯托芬的讲辞与尼采的酒神精神之间存在着极大相似性，那么《会饮》中苏格拉底的讲辞与阿里斯托芬的讲辞之间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同样适用于尼采提出的酒神精神，换句话说，假如柏拉图在《会饮》中说明了谐剧与哲学之间的关系，那它能否用来探究尼采的酒神精神的实质？《会饮》中苏格拉底引述了他与弟俄提玛关于探索爱欲的对话，按照施特劳斯的划分，在对话的中间部分，爱欲被解释为对永远拥有善的渴望，而这一渴望体现在欲求在美的身体中生育的欲望。爱欲是对善的爱而不是对属己之物的爱，是因为如果自己身体的某部分是坏的，那我们宁愿砍掉它。而《会饮》中阿里斯托芬的讲辞正好提出了一种对原初的整全存在的渴望，因而在这里苏格拉底强调善本身高于渴望整全存在的属己之爱。而在渴望通过生育而获得不朽之中，美的身体只作为生育行为的诱饵存在，于是苏格拉底又用对不朽性的渴望超越了对美的外观的渴望。我们对比尼采在书中对悲剧论述，可发现悲剧中的英雄体现了一种透过其毁灭命运融入混沌一体的内在趋势与其清晰明朗的行动与言辞所构成的存在形象之间的张力构成对立面的二者似乎在弟俄提玛对话的第二部分全部遭到了降低，那么在苏格拉底讲辞的最后一部分他又说了什么呢？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4】
昨天戴老师布置了一样比登天还难的作业，就是抄一至四单元的重点段落。这可不是轻松的活，有两课是全部要抄的啊！唉，谁让我们这次的期中考试考得这么差呢！很多同学试卷上的按课文内容填空都错了，只有杨妤霏幸免于难，因为她是年级第一。想到老师布置的作业，我现在的心情真可以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形容蓝瘦香菇。
放学来到晚辅导班，我马上拿出水笔开始抄，我还是挺有耐心，抄啊抄啊，可是我抄到一半，手就感觉要废了。实在太多了，我能完成吗？看着已抄得密密麻麻的本子，想到还有一半没抄，我真是欲哭无泪。可是怪谁呢？谁让我自己考试不认真呢？现在后悔也没用了。我扭头看看其他同学，他们也皱着眉头，不停地抄着，有人不时地揉揉发酸的手腕，教室里安静极了，只听到一片沙沙沙的写字声。一直到了晚上九点多，我们还没抄好。家教老师发信息问戴老师，这么多没抄好怎么办。戴老师居然回：孩子们自己定。这下我们乐开了花，一个个开始收拾书包准备回家了。陈若文还懊悔地说：唉，早知道这样，我刚才就抄慢一点了，手都快断了。只有潘鑫悦还坐在那里抄着。我也背起书包，如风一样飞回了家。
第二天戴老师居然问我们：你们抄书都抄了吗？什么？不是让我们自己定吗？我的心像静止了一样，呆若木鸡。戴老师生气地说：我就是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自觉。没抄的人全给我补起来。我默默地拿出水笔开抄了。老师还给我们设陷阱？谁让我们不自觉呢？
这悲剧的两天，我可怜的手啊！看来以后一定要自觉完成作业，不能再心存侥幸了。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5】
痛苦被看成了意志在快乐的创造活动中的必要条件和副产品。
叔本华认为，悲剧是把个体生命的痛苦和毁灭展示给人看，其作用就算使人看穿生命意志的虚幻性，从而放弃生命意志，所以悲剧是”意志的清醒剂“。尼采却认为，悲剧不但没有因为痛苦和毁灭而否定生命，相反为了肯定生命而肯定痛苦和毁灭，把人生连同其缺陷都神话了，所以称得上是对人生的”更高的神化，造就了“生存的一种更高的可能性”，是“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
日神精神的潜台词是：就算人生是个梦，我们要有滋有味地做这个梦，不要失掉了梦的情致和乐趣。酒神精神的潜台词是：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们要有声有色地演这幕悲剧，不要失掉了悲剧的壮丽和快慰。两者综合起来，便是尼采所提倡的审美人生态度。
为了生存，我们需要谎言
为了生活而需要谎言，这本身是人生的一个可怕又可疑的特征。在这本书里，悲观主义是被看做‘真理’的，但是真理并非被看做最高的价值标准。这本书甚至是反悲观主义的，即在这个意义上：它教导了某种比悲观主义更有力、比真理”更神圣“的东西——艺术
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自苏格拉底之后，科学主义世界观迅速战胜了由神话、希腊悲剧、前苏格拉底哲学所代表的审美世界观，在欧洲思想中取得了长久的支配地位。科学主义世界观的核心是一种”形而上学妄念“，即坚信”思想循着因果律的线索可以直达存在至深的深渊“，凭借逻辑可以把握世界的本质。
科学主义世界观的支配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在生存状态上，由于回避人生根本问题，“用概念指导人生“，使现代人的生存具有一种”抽象性质“，敷在人生的表面，灵魂空虚，无家可归。现代人的这种生存状态必然反映到文化上，其表现是精神上的贫困和知识上的贪婪。